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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间文艺半世纪相伴
建国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段宝林的人生从此同北大的民间文化研究紧密相连。
1958年，段宝林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不久便主动要求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还带领北大瞿秋白文学会的同学们编选中国民间歌谣。“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供的几百本书中选编古今歌谣，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当时同学们都有热情，觉得民间歌谣很重要，愿意下功夫搞好它。”段宝林抚摩着书柜里略微发黄的三册《中国歌谣资料》很是感慨。
1960年，高教部提出民间文学教育应该结合中国实际，将“人民口头创作课程”从一年级放到高年级，改为民间文学课。但因为不是基础课了，全国高校都取消了民间文学课程，但北大硕果仅存。为什么北大能坚持讲民间文学课，段教授说：“那是靠北大精神。”当时也让他改教现代文学，导师王瑶先生说：“民间文学很重要，我的导师朱自清先生就讲过‘歌谣课’。你还是以民间文学为主，看看《鲁迅全集》中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当时，段宝林给外国留学生和中国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讲授民间文学课达7遍之多，直到1966年6月。因此，他被钟敬文教授誉为有“张志新精神”。如今在全国高校推广和普及的民间文学教学体系也在此时建立起来。
“‘文革’那段时间我还编了一本《中国民间歌谣选》。”即使在“文革”中，段宝林也从没有离开过民间文艺。“批判就批判，质疑就质疑，我反正安安心心看书，不管他们。”“不管他们”四个字，段宝林把风雨如磐的日子说得很轻松，“我还带学生下工厂，结合创作课，研究民间文学与作家的关系，副产品是《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这本书受到茅盾先生肯定，他说：“此种工具书非常需要。你编此书下了很大功夫，令人敬佩。”段宝林翻出《立体文学论》中茅盾先生的手迹，说：“事实证明很多大作家都是从民间文艺中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下走上创作道路的。”
1978年10月，在兰州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讨论会”上，段宝林作了两个多小时的主题报告《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反应热烈，为新时期的民间文学振兴敲响了响咚咚的“开台锣鼓”，极大鼓舞了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和研究者。“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蒙古族教师因为搞《嘎达梅林》在‘文革’中被打断了脊梁骨，曾经发誓再不搞民间文学了。但他会后跟我说没想到民间文学这么重要，他要坚持把民间文学搞下去。”自己的研究和发言能给困顿之中和失去信心的人以鼓励和鼓舞无疑是幸福的，段宝林说到这里微微笑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明确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是进行研究的思想基础，我们研究者才能有信心啊。”人们不重视是因为无知，这是学生们在学过民间文学课后的结论。段宝林自己经过学习和研究知道民间文艺的重要，也一直努力地使世人“知道”。
1981年，段宝林多年教授民间文学的讲义被编印出版为《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一书，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季羡林先生的肯定，说是一本好书。乐黛云先生在美国见到后还写了书评。因为受到同行同学们的喜爱而多次重印，被国内许多大学和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国外大学用作教材。1985年该书再版时加入创新理论成果。1997年，段宝林凭该书获得了意大利彼得奖。彼得是意大利人类学的奠基人，彼得奖是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授予国际上杰出的人类学家的大奖。段宝林是该奖项的第一位东方得主。这是西方对中国人类学民间文化研究的肯定，也是对段宝林40余年倾心民间文艺的一种回报吧。
谈到这，段宝林笑说自己现在“开放”了，所以也去评奖，过去“不开放”。80年代有国外大学希望他申请参加评奖，他不理解，为什么评奖还要申请，于是就没有申请。也许当时申请了也会得奖的。“不开放”也许更多是“不在意”。有人说段宝林是“大事清楚，小事迷糊”。大概在段宝林的世界里，研究民间文艺，让世人了解民间文艺是“大事”，“文革”受到的责难、评奖得奖不过是“小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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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报网 200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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