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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念的“社会”化把握与“概念史”实践
文化作为一种联动整体和历史存在，并不能按它自身的结构形态去孤立地进行所谓内在的认知和把握，它既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生存与运行，就必须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加以观察和探讨。因此，文化史研究要揭示的，就不仅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态，它还包括文化内部各门类、各领域之间通过何种社会机制互相影响的过程与内容。
关注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谓新时期历史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社会，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去认知文化，都难以截然两分。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就强调，不能“简单地用社会的文化史来替代文化的社会史，我们需要同时带着这两种观念进行研究，这可能很难”。[2]笔者对伯克此言曾加以发挥，认为流行的所谓“社会文化史”的提法，似尚不足以概括新文化史的整体路径，它同时还应包括“文化社会史”这另一重要的面向在内。这是否意味着有关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关系形态之研究，还可以依据上述两种不同的侧重点，去继续作 “社会文化史” 和“文化社会史”的细分和归类呢?从逻辑上讲，的确可以如此。[3]但在实际的研究中，这样的划分是否有其必要，笔者如今也是甚表怀疑。它们事实上本来就是一体的。
在构成文化的诸多因素中，带有不同程度价值倾向的基本观念，无疑属于其基础的部分。各种象征、隐喻、想象、仪式和心态等文化现象的深处，往往积淀的仍然是价值观念的东西。惟其如此，那位被公认为美国新文化史杰出代表的达恩顿(Robert Darnton)，宁愿把自己视为“一位观念的社会史家”，也就并不足怪。在《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和《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的出版史》等杰作中，达恩顿式的文化史既注重从文本了解观念，也重视“理解围绕它们所出现的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在他看来，倘若能将它们彼此间“融合在一起”，其结果就会生成他所谓“观念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在这种历史中，“观念不会被视作不过是漂浮在空气之中，与社会实在脱离开来”。[4]
这种注重社会化了的观念和观念社会化过程的文化史，很容易导出一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因为要认识观念与社会的互动，尤其是要了解观念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无法忽略语言这一中介的重要作用——也就是必须去了解构成这一观念的关键词语、核心概念和概念群的形成、发展与具体运用的历史。“概念史”研究兴起的原由，端在于是。它实际上是对传统思想史和社会史双重反思的产物。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就已逐渐发展出一个较为成熟的“概念史”学派。他们最初正是不满意于传统思想史只重视精英观念及其经典文本考察的不足，才转而致力于去探究那些影响民众的社会政治“基本概念”的形成、内涵演变、实际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问题的。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当时所盛行的那种一味注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史——那种忽略思想观念影响的社会史——同样感到不满。这就不难理解何以科塞雷克等人起初，要将概念史研究视为社会史的“新开展”了。而当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潮流兴起之后，“概念史”这一研究路径更由此获得了新的知识动力，且被明确地归属到“文化史”的名下。同时或稍后，它遭遇到解构主义等后现代观念的挑战，在彼此的互动中，又复形成了“话语”分析等新成分，更加强调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使用者的动机和政治策略等内容。
目前，对于中国的新史学建设，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的发展来说，概念史研究的方法都有值得借鉴之处。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二卷，曾从历史叙事方法的层面给予重视，而笔者主编的《新史学》第三卷，则明确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再继续加以推动。为此，这一卷特刊发了方维规、马钊等人的论文。
方维规曾在概念史发源地的德国留学多年，又长期致力于相关研究实践，他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一文，值得特别推荐。该文将兴起于德国的这一研究方法放在西方相关方法论的整体语境中予以讨论，简要地论述了其由来、基本思路、主要成就和最近动向。文章强调指出，历史沉淀于概念，通过对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内涵演变、历史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去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乃是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特色所在。该文在介绍其西方发展的“最近动向”时，并不以某些后现代的偏颇进路，来模糊其基本追求，或许不无深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对“概念史”在国内被译为“历史文化语义学”提出疑问，并特别提醒从事概念史研究时，进行必要学术准备的特殊重要性。这种较为专门系统评介西方概念史研究及其方法的论文，以前国内还不多见，对于刚刚踏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子来说，应该不无有益的提示作用。
概念史虽内含融合观念与社会的认知导向，但要充分显示该方法的认知效果，仍有赖于研究者对概念与视角去作智慧的选择。在这方面，马钊的《女性与职业——近代中国“职业”概念的社会透视》一文，可谓匠心独运，称得上是这一类研究富有创意的新尝试。在此文中，作者有意识地将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概念的研究结合起来，融合了“职业”作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三重视野，从女性近代命运的独特角度，探讨了现代“职业”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及其有别于传统“职业”概念的新内涵：如“去官僚化”，与现代工业经济相联系、包含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意蕴，带有“生产性劳动”性质、最终其实被“工业化”所界定等等内容。该文还努力揭示了民国时期官方话语体系如何定义“职业”，哪些妇女的劳作类型可以算作“职业”，“职业”的定义和使用与20世纪初之后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是什么关系，围绕着“职业”的话语又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人们对妇女的工作、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理解，等等问题。在本文里，“职业”这个概念就象是一面聚焦镜，引导读者得以从一个别致而立体的角度，去生动地透视民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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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0-1-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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