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官方史书关于北方诸民族的列传,多沿袭前朝史旧,巫俗资料几近于无。但是,在另外一些史录中,却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巫俗史料。和高丽时代以降有关巫俗的文献记录大增的情况相似,提供了更多样的巫俗,可以看出扩展了巫俗范围的历史动向。任东权博士在他的代表作《朝鲜的民俗》一书中,列举了《高丽史》、《高丽图经》、《东国李相国集》等典籍所记述的高丽时代的巫俗。如大规模的巫觋祈雨祭就举行过二百多次,其中甚至有的集合了2、3百名巫觋行祈雨巫术。如高丽国仁宗十一年(公元1133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年,金太宗天会十一年),5月举行3百巫女祈雨祭,表明当时朝鲜农业社会中巫的重要职能及地位。《李朝实录》中有关巫俗的记录有120余处,其中最多的仍然是祈雨祭。每逢干旱,百姓渴望上天降雨以解救众生,朝廷便命官员率先,由巫主持祭祀仪式,十分隆重。此外,有关举国城乡各地城隍神祭祀,也多由巫觋用巫舞合乐的形式进行。还有,李朝时代中,即从3世王世宗(公元1419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到7世王世祖(公元1468年,明宪宗成化四年)的半个世纪中,大批巫觋被官方派往各地参与治疗“热病”,进入疗养机关,用祈祷职能担当传染病的治疗者。这些史料证明李朝时代朝鲜巫觋活动在朝野上下的重要地位。
公元13世纪初的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领袖铁木真在斡难河一带召集蒙古各部头领聚会,由蒙古当时最大的巫师阔阔出宣布神旨:奉天之命,铁木真应当成为“最强者之王”(蒙古语为“成吉思汗”)。这是《多桑蒙古史》中记载的蒙古巫直接主持拥立蒙古君王的一宗重大行事。蒙古诸部落首领都表示遵照神意,为铁木真上尊号为成吉思汗。当时,巫在建立蒙古帝国时期的崇高政治地位是十分明显的。在《蒙古秘史》中还记载:阔阔出这位最有势力的参政大巫,不仅是大汗王的亲信,同时还是成吉思汗母亲认收的养子。甚至还被国人尊称为“帖卜腾格里”,意思是“天使”。他利用自己弟兄殴打成吉思汗亲弟弟合撒儿,并传下天神旨意,让成吉思汗除掉合撒儿,以致成吉思汗母亲亲自出面讲情也未见效,最后终于使合撒儿被迫逃亡他乡。阔阔出从此以“国师”的势力扩大收聚百姓,使他统辖下的百姓人户和成吉思汗领属下的百姓人户大致相当;其中也包括他从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领下的百姓。这位国巫还公开凌辱斡惕赤斤,为此,成吉思汗夫人孛儿帖兀真向汗王哭谏,指控了“天使”不断残害成吉思汗家族的危害,从而说服了成吉思汗。于是,汗王暗示幼弟以比武名义除掉了“天使”国巫。这些记述证明了巫在蒙古王室权力争斗中的盛衰。
在《蒙古秘史》中,还记载了巫师兀孙老人如何被成吉思汗封为最高神职“别乞”受到敬奉的史事。汗命他骑白马、穿白衣,坐在朝中最上席位。另有一位巫师豁尔赤,早在成吉思汗年少时就伴随其左右,为他占卜,并预言他能成就帝业。成吉思汗登汗王位后,对豁尔赤厚加赏赐,曾把被征服的蒙古秃马惕部落的30美女赏给他为妻妾。又有蒙古斡亦剌部大巫忽秃合别乞归顺成吉思汗后,为汗王刺探军情有功,汗王便把俘虏来的秃马惕部首领之妻赏赐给他。
元帝国建立后,忽必烈封西藏大喇嘛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国师”,以后又晋升为“帝师”,在蒙古境内推行喇嘛教。但是,蒙古巫和巫俗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逝。元亡后,公元1640年(明毅宗崇祯十三年,清皇太极崇德五年),蒙古各部诸王联合颁布了《察津·毕其格》,史称《卫拉特法典》。法典中明文规定巫与巫俗为非法,予以清除、严惩。虽然条文上以处罚没收马匹为主;但在执行中,从17世纪中到19世纪80年代,蒙古草原却发生过数次总计多达300名巫觋惨遭集体烧死的事件。从现存蒙古巫师的追忆中,巫俗在蒙古,特别是在东部科尔沁草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在民间的活动。
其实,巫在王朝宫廷中的活动,最早并不出自蒙古帝国;早在12世纪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时就有了记载。在南宋《三朝北盟会编》中记有:“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这里所说的“珊蛮”就是女真语“Saman”,即女巫的称号。但是,有关金王朝的萨满巫俗在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录,直到17世纪的后金王朝的满文历史档案中才有了较详细的记述。
1616年至1636年间,即建州女真贵族努尔哈赤即位任后金汗王的20年中,正值崛起的女真人与明王朝战事紧张的重要时刻,女真巫觋活动几乎都参与到所有的军事战斗中了。仅《满文老档·太祖朝》的记录,至少有14次重大的巫祭行事都是为出征、祭旗、祝大捷、会盟、谢天地时举行的。每次祭祀都要砍杀多头青牛和多匹白马为供牲,实行大规模杀牲血祭。汗王以下各亲王、王子、大臣每逢年节、祭祖、医病、驱鬼等行巫时,都相互攀比,大肆杀牲。1636年皇太极即位后,对原来的巫俗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制订了新的祭典规范,要求:凡用于祭神、还愿等行事,永远不准宰杀牛、马、驴、骡;一律改用猪、羊、鹅、鸡、鸭。皇室亲王及朝廷官员拥有牛群者,也不得侈费过度。甚至要求把巫祭礼仪改为三跪九叩礼,使巫俗在皇朝宫廷中与汉人王朝礼仪融合。在《清太宗实录》中有较详尽的记述。女真人改后金为大清国、改女真为满州族后,还把原来祭“堂子”的萨满巫俗和立竿祭天带入北京皇城。北京皇室每年依古俗例行祭天地、祭祖宗、祭鬼神,春秋大祭及年节祭,一直延续到清亡为止,巫俗在满族社会上下始终不衰。清代朝廷的巫俗在《钦定满州源流考》、《满洲祭祀典礼》中,都做了周详的记载。可以看出,满族的萨满巫师在宫廷中担任祭祀的“司祭”、“司祝”的角色,并不参与或干预皇朝政务,与元代蒙古帝国的国巫“天使”比较,有很大的区别。
《朝鲜の民俗》一书中论述的韩国巫俗史与中国的北方满、蒙巫俗史在许多方面有可比性,有可参照的研究价值,可以纵横通览东北较大范围巫俗发生发展的意义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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