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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 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
  作者:萧放 鞠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2 | 点击数:330
 

摘   要:近年来关于实践的讨论,大大丰富并提高了民俗学的认识。这些讨论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实践转向”遥相呼应,但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身体与行动,而前者则常关注主观启蒙。通过梳理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及近年来的实践转向与争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风俗”论,总结出其中古已有之的物我整体观、观风知政论与政治行动特征,这启示我们实践民俗学也需要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在坚持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路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北师大民俗学近年来的乡村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具体展开进行的。

关键词:实践;风俗;实践民俗学;乡村研究

作者简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北京100875);鞠熙,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近年来,“回归生活实践”成为中国民俗学界最重要的讨论议题,“实践”也成为中国民俗学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就西方民俗学领域而言,“实践”这一概念并不陌生,尤其是法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有关心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传统,并与德国民俗学的“文艺”传统构成鲜明对比。关心“实践”的学者强调对行动的观察与主体自身的行动,即不仅民俗学要以民众的“实践”为研究对象,民俗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实践”。在20世纪末被重新定义后,实践研究理论正在冲击美国的表演学派,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美国民俗学应该放弃“表演”概念,转向“实践”研究。与此同时,在欧洲本土,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理论正在受到质疑,围绕“实践”概念本身所进行的讨论方兴未艾。总的来说,在西方民俗学语境中,“实践”的首要含义是意指“行动”而不是“意志”,这与中国当前民俗学界使用“实践”概念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就当下而言,中国民俗学界在谈及“实践”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与面向,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潮流正在形成,“实践民俗学”的理论主张与方法框架日益清晰。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民俗学亦有自己的实践研究传统,“观风知政”与“知行合一”历来是中国古代民俗论的核心取向,“五四”以后的现代民俗学也并未放弃“实践”与“行动”这一明确的理论框架与行动目标。近年来,北师大民俗学专业转入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发展,一方面是面临学科内部转型,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尤其是“社会治理”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北师大民俗学开始探讨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民俗学,既反思主观认识,更强调身体行动,有别于先验性的实践理性,也不完全是为了社会应用,而带有现实主义[注]的学术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三个转向,即从民俗研究到风俗研究的转向、从行动者向自觉的行动者的转向,以及从民俗事象传承到实践轨迹研究的转向。

  一、民俗学的实践理论、转向及争论

  (一)早期欧洲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民俗学研究存在两种传统: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关于folklore的研究,重点关注口头文学、艺术表达与精神性的文化产品;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关于folklife的研究,历来将民俗视为整体性的文化过程,甚至认为“社会”都只是folklife中的一部分——这与法国民俗学的产生背景有关。法国民俗学不仅诞生于启蒙氛围中,也与法国编纂“百科全书”的学术传统有密切关系。进入18世纪后,技术的飞速进步使欧洲人对社会、工人和生产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51年,富兰克林发现电的前一年,在巴黎出版了两卷关于技术、职业与艺术的大百科全书,这表明,早在社会学这个学科诞生之前一个世纪,研究、分析和解释社会的兴趣乃至实践就已经产生了。随着工业的发展,在法国各地出现了专门观察工人与生产技术的人,他们记录每一种生产工艺的步骤与细节,同时也记录工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和行为方式等,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工业发展,但这却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社会调查与民俗记录文本之一。1774年,法国皇家医学会成立,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疾病、健康和卫生知识成为专门领域并受到国家的重视。而随着医学的发展,以反映法国人健康、疾病与医学知识状况为目的的调查报告也随之出现。除此之外,出于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目的,法国大革命后的历任领导者也以政府名义广泛调查民间信仰、迷信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将“日常生活”视为整体性研究对象的氛围中,法国民俗学诞生了。另外,第一代法国民俗学者中很多同时也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这使得法国民俗学从来不是只关注文本或口头艺术。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本身就是法国民俗学的创始人之一,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也积极参与民俗学会的活动。他们虽然与德国民俗学同行一样,也关心歌谣、神话、迷信与风俗,但从来没有将人类行为与其行动产品割裂开来分别研究,而是希望展现出一种基于民众生活(folklife)的全体史(histoire totale),“实践”“行为”“经验”“生活”历来是其关注的重点。

  在发现民众的生活实践与实践逻辑之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搜集与研究民俗的行为本身也是实践,政治意图与改变世界是其题中之意。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影响了民俗学的发展,典型代表就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在1928-1929年他写作的笔记中提到了关于民俗学研究的设想,他认为研究民俗本身就是反抗文化霸权的手段。搜集民俗不能像搜集图画一样,只是对事象的堆积,而是要通过搜集去理解特定社会阶层关于世界的概念,这种“民间概念”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对比甚至反抗。因此,民俗学研究本身就是在挑战现有阶级秩序,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民俗学者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例如阿兰·邓迪斯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俗是对均质化与商业化社会的抵抗,民俗研究就是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手段。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实践转向”

  “实践”真正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转向”开始的。这一转向至少有四种理论来源:首先,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理念,将意志理解为语言,也将语言与行动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实践整合主体与客体,非命题式的知识与可理解性是首要条件;其次,社会学家如布尔迪厄、吉登斯以及民族志方法论的学者们,将实践概念作为反对客体化社会结构的工具,质疑仅仅将个人行为与个人身份视为社会现象组成部分的做法,力图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意志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对立;第三,福柯等文化研究者,将语言视为一种话语行为,反对将语意视为结构、系统或抽象,这为从文本到“实践的文本”打开了大门;最后,科技史研究也是促进实践转向的重要原因。科学被视为行为而不是对客观规律的再现,这促使学者重新思考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物质”“技术”与“技术化的身体”(skilled body)等概念被引入研究之中。

  在人文社会科学出现实践转向的大潮流中,民俗学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对于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历来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小群体”正日益消失,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尤其是数字网络社区的兴起,使得对“小群体”和“身份”的定义出现与以往相当不同的特征。以往民俗学者通常以空间(共同居住)或时间(年龄相仿)作为定义人群身份的首要标志,但研究现代社会民俗的学者们意识到,空间无法隔断认同,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在某一个具体社区中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的方法,无法解释现代社会民俗(尤其是网络民俗)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共享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地缘、血缘甚至其它任何社会性纽带,成为定义人群身份的首要标志。正在巨变的现实,促使民俗学者转向了实践理论。

  对民俗学界来说,布尔迪厄、吉登斯与齐格蒙特·鲍曼三人的实践理论影响最大。实践理论与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产生共鸣,强调微观描写,但同时也深受吉登斯“结构化”概念的影响,从宏观视角考虑规则得以形成的过程,而这正是民俗学者所说的“传统”。正是这一新的视角,为历来以“传统”为关键词的民俗学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但是,虽然都谈“实践”,民俗学者利用的思想资源实际是有内在矛盾和差异的。布尔迪厄与吉登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思考实践,但布尔迪厄强调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实践来自于惯习(Habitus),总是具有策略的形式,信念(Doxa)既决定了人的实践,但又被实践策略所挑战。与之相比,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与实践者都有反思的能力,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并按自己的意愿去行动。而齐格蒙特·鲍曼则更强调行动制造符号的能力以及行动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是实践理论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由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当代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理论因此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特征。仅以美国为例,当使用“实践”这一概念时,可能指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是遵循布尔迪厄的说法,指由社会结构和惯习所控制的行为;第二,指日常的、普通的、实用性的行为,而不是象征性或艺术性的行为,与“表演”概念构成对立;第三,借用亚里士多德三分法(理论、诗学与实践),将实践理解为自由意志引导下的行为,而这种行为通常以特定方式进行并具有符号化的意义,例如队列行进的行为,正是这种身体行动构成了社会记忆的方式,并最终定义了传统。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实践”的首要含义仍然是“行动”,这与中国学者在谈“实践”时常强调意志、理念以及先验性道德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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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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