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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末革命家们在斗争中不断地调整动员民众的口号，从以中原王朝为主、排斥少数民族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实现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国的转变。他们论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民族存在，并将其纳入共和国的框架和实际疆域之内，更新了中原地区汉人的国家概念，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国族主义”的理念。从事西南边疆研究的人类学家和在其他地方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样，其田野工作和相关著述作为国家力量进入西南的象征之一，为国家体制之内塑造与调整民族和族群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家认同确立的过程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存在与发现对有别于朝廷时代的统一国家中公民认同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借由人类学知识，边疆民族才初步完成了由边徼之地的异文化群体到国家公民的转变。
在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中，有些人担心国家凝聚力和统一的持久性受到挑战，因而才会视人类学为“无聊之学”，反对彰显各民族的文化特性，不愿意接受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任何异议和不同声音。而国家的当权者们往往也更愿意拥抱对那些维护权力和集权制度有利的见解。20世纪前半期，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和相关著述中也会更多地强调国家的统一性。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本身也彰显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意义，边民们看到那些来自中原城市、受到西式教育、常常穿着西装、手持文明棍的人类学家，往往体会到的是中央政府的关怀与体恤，人类学家到那些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本身就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等与南京中央政府有更密切联系的学术团体更是如此。对西南各地民族的调查，特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对当时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调查研究、为《中央政府公务统计方案纲目》人口类国族纲所作的国族体质之分类研究等，都是人类学研究与国家治理相互关联的最好体现。
在学术界普遍感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和边疆地区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掌权者们对边疆民族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增强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41年向国民党八中全会提交了“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实施案”。[52]中央研究院据此有在西康雅安(今属四川)筹建边疆文化研究所的计划[53]，并拟请李方桂担任筹备主任。但中央研究院后来考虑到人力物力困难、边疆文化研究涉及面广、所长人选未能及时确定等原因提出应慎重考虑之言，政府意向也在其后产生了一些变化，而未能实施。[54]云南著名人士李根源也向蒋介石建议，因建设边疆任务迫切，请拨款在昆明设立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机关。[55]从宏观上来看，人类学比以往更为密切地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田野工作在战时经费颇为紧张的状况下依然能够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和支持。
人类学家不仅考察民族文化变迁，对中国民族现实问题也给予了更多注意和调查研究，人类学与西南地区开发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抗战期间在研究西南民族过程中，许多人类学家根据当时形势提出了各自的西南边疆开发规划。
李安宅在抗战时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1941年，他针对“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彼此不相系属，政令推行不易，情况缺乏”的状况，对于川、康、甘三省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进行视导，考察了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寺院教育及其他可以在教育设施方面可参考的民族与文化情况等。事后写出报告书，提交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研究改进。他提出的意见包括加强短期小学寺院所设小学的督导改进、教育行政人员应辞去兼职、制定小学教员领薪办法、提高教师待遇、注意国语注音符号的推行、复制地方文献、补助地方小学、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等。[56]
一批人类学家也参与了边疆文化教育工作，国民政府边疆教育委员会中有凌纯声、吴文藻、刘锡藩等对西南少数民族较有研究的学者参加，并曾经制定了《边远区域教育视导员暂行规则及劝学暂行办法》、《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事项》等文件，同时部署和领导了边疆教育考察、边疆教育调查调查等工作。在历次边疆教育会议中，他们曾先后提出许多关于边疆教育发展的提案。如“如何推进边地国民教育案”、“如何推进边疆教育研究工作案”、“编辑边疆学校教材及读物案”、“如何优待边疆教育人员案”、“推进宗教教育案”等。在边疆教育委员会的各类提案中也以关于边疆研究调查及人才训练类数量居多。[30]彰显出通过国民教育加强国家对边疆及少数民族的规划的思路。凌纯声还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直接从事边疆教育管理。
人类学家关于西南地区国家建设的认识在西南人类学田野工作不断深入的前提下，有了新的进展。杨希枚冀望政府当局和人类学家促进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他认为，“今日边政的改善，已是人类学界所共鉴而不可或缓的事实;而它的改善复需要人类学的辅导。所以今后的人类学界，不仅趋向综合的研究，更应趋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始能担负新的任务”[57]。马长寿则提出，应当重新估定民族文化价值应用进步的、民主的、适应的、理性的、轻重的和多数的原则，并主张在这种估定的基础上，建设边疆应当通过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族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国语化、边疆官吏的专业化等途径来实现[58]。
杨成志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的苗族、彝族及内蒙古、新疆的民族问题时，认为问题的发生是少数民族问题的尖锐化，是当时中国边疆问题的结核病症。他指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当时国际上被压迫弱小民族运动发展的浪潮推动下，边疆与内地教育、文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国内一切民族平等”的政策未见实现、边政设施建设缺乏又加剧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民族问题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前途，若无妥善的办法应付，或许会引起领土和国际纠纷的问题。[59]尽管他对政府有了一些批评，但依然在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热切关照基础上来思考边疆民族问题。
总之，中国西南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是老一代学者们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辛勤耕耘的结果。尽管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发生了学术断裂，但这些成果对于后来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现代研究西南乃至其他地方的学者们很好地吸收和借鉴。与此同时，这些田野工作与著述展现出学术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学术与政治关联的一种类型例证。
注释：
①所谓西南，自古就有多种理解，有时甚至不是一个很确定的地理范围。狭义的西南通常是指四川(包括今重庆)、贵州、云南三省。而最广义的西南不仅包括了原西康省和西藏，还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湖北等省区。作为学术研究范围的确定与朝廷或国家确定的行政范围相关，中国人类学家也参与了西南地理范围的界定过程。
②其名称或转写为S M Shirokogoroff，俄文为С.М.Широкогоров。
③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9-132期合刊，1930年5月21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段话是回到广州后写的。
④因以呈贡魁星阁为办公地点，被称为“魁阁”。
⑤胡庆钧：《胡庆钧先生访问记》，王建民1995年记录稿。
⑥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载《边政公论》第3卷，1944年第2期。此为该文原名，现改名为《贵州民族研究述略》，收入《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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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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