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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西南的大学都有许多学生考察、旅行、服务活动，如仅在1941年，除上述教育部出面组织的边疆服务团外，还有中山大学在毕业者中选拔学行优良者数人，到康藏云南等边区服务，从事边疆语言文字、民俗、经济等方面工作;西南联大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滇西、西昌、大小凉山等地森林、矿产、居民俗尚等。[34]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带领黎国彬等10名各系的学生组成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由西康步行入川，到彝区中心昭觉之后，分为3路。一路横越大凉山绝顶黄茅埂到雷波，取道屏山至宜宾;另两路返回西昌，途径越西至雅安。学生们沿途结合所学专业进行考察，并了解沿途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形。此次考察共用时整整100天。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组织了学生暑期服务团等社会调查组织。自1940年起，每年夏季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主要考察地区为川西等地。内容包括特别研究和巡回服务等项。1942年的服务团有教授4人、团员32人组成，来自华西协和、四川、金陵、齐鲁、中央、金陵女子、燕京等大学和华西神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教授葛维汉一向对西南地区民族研究有浓厚兴趣，1941年加入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担任义务研究员，进行羌、藏等族调查研究[39]。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张伯怀主任也到贵州惠水、黄平两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40]
上述后两类考察多数不是专门研究学者策划和主持的，在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上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内容只是一般的情况陈述，但也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部分重要资料，丰富了民族学研究资源。退一步说，这些调查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民族学的兴趣，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做民族学工作，是民族学发展中十分难得的机遇，为扩大民族学的影响、吸引社会对民族学研究的注意和普及民族学知识，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三
在西南人类学研究实践中，人们对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探讨。20世纪前半期就有一些学者对当时学术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有《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41]、《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42]、《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43]、《贵州宗族研究述略》⑥等。然而，这些文章更偏重于成果介绍，在理论讨论上略有不足。
有些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分为北方、东南、南方、西南四个区域。[44]如前所述，西南地区在战前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重要区域。以西南为研究基地的也有华西大学(以葛维汉为核心)、四川大学(胡鉴民、冯汉骥、赵人儁等)等几支人类学研究团队，成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方面军。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4年起，拨出专款，在云南大学等校设立了边疆史地讲座。抗战军兴之后，大量研究机构迁到西南，西南地区成都、昆明、贵阳、重庆、李庄等地一时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一批新的学术骨干成长起来，还有些学者战后留在西南工作，西南人类学研究的力量比较战前有了很大加强。
战时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颇为活跃，各种理论学说争奇斗艳。人类学家相互切磋理论观点，吸收他人的长处，在实践中修正各自以往的观点。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学家在抗战之后无论在西南地区还是回到东部，都已经开始初露锋芒，甚至挑起大梁，在理论观点上互相借鉴的趋势更为明显，理论上的交叉更为丰富。
在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实践中，许多学者注意了对人类学理论的探讨。在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考察范围主要是滇、川(包括当时另外设省的西康)、贵三省，亦旁及桂、湘、粤、西藏等。由于多由训练有素的专家设计和主持调查，研究者多为专业研究人员或相关专业大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来说，不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也不是简单和抽象的理论推衍，而是基于具体实际资料的分析和描述，质量较以前有所提高，许多研究成果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如在对彝族的调查研究中就有不同的理论追求，其中以林耀华的《凉山夷家》、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罗民》等著作最为著名。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观点组织和分析材料，林氏以家族和社会组织为中心，关联到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生活，注重功能分析;陶氏强调姓氏、族源与崇拜物的关系;徐氏则注意对文化各方面的描写，兼及功能分析。各有特色的成果正是对实地考察总结分析的结晶。这些较为深入的田野工作为人类学在中国进一步形成学术特色提供了基本支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关于人类学中国化的重新思考。正是在理论与田野工作互动的背景下，中国人类学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范式。
从学科起步之初就强调并进行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为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发展在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较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广泛性首先体现在空间上，调查地域较为广泛，涉及西南地区各省，与全国范围的工作遥相呼应。调查范围广阔是广泛性另一方面的表现，从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上看，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各方面，也包括历史发展线索的追寻、体质测量乃至考古验证。深入性则主要表现在所注意和探讨的问题上，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较为具体，避免了一般化、表面化的现象。田野工作为中国人类学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研究骨干，这些研究者不仅在欧美和国内的大学书斋中学习了人类学理论，而且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文化研究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只有在本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才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最早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形成了重视田野研究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几代人，为以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田野工作和研究实践中，中国较早的一些少数民族人类学家开始成长起来。如苗族学者杨汉先在贵阳大夏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发表关于苗族和西南各民族文化与发展史的论文多篇。不过，在学术发展总体队伍来看，少数民族出身的人类学家在20世纪前半期仍是寥若晨星。
除了对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项目进行调查之外，一些学者开始进行当地少数民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当时许多学者在田野工作时，都兼顾到体质方面，把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的调查结合起来，以求搞清中国各民族的体质特点，发现体质差异和相同之处。中央研究院的历次调查中体质测量都占有重要地位，史禄国在云南的工作以体质人类学测量为主，陶云逵在云南的调查也是以体质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林耀华在凉山进行彝族调查时曾有体质测量一项，但因当时统计考核不便，未列入《凉山夷家》一书中，他曾打算就体质问题另作一篇专门论文[23](P 1)。马长寿等人对川康民族调查时也包括体质测量内容。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等专业的学者也进行了西部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如1943年暑期，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方超带领两名学生到雷波测量彝族体质。[23](P 121)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也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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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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