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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有一种“群帆归步”的韵致
第四要放眼世界高标。建筑，尤其是现代建筑像其他艺术一样是不认国界的。因此，各国建筑师的跨疆越界，被邀去他国设计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早已司空见惯，成了国际惯例。而且这种现象在那些建筑大师云集的国家尤其普遍。
例如，美国建筑师的力量可以说是最雄厚的，但昔日世界最高的纽约世贸中心是日本人设计的；而现在在建的世贸中心新楼却让德国人中了标；德国的建筑阵容无疑也很强大，但它的国会大厦的改建和法兰克福标志性的金融大厦的设计却交给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法国也是一个建筑人才济济的国家，然而它的以总统名义建造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设计的国际招标，在686个竞标图纸中，却选中了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合作）；高迪的祖国西班牙也是一个建筑大国，但它在比尔鲍厄的那幢举世瞩目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则是出自美国建筑师盖里之手；至于耸立在悉尼埠头的那座石破天惊的歌剧院，大家知道，那是丹麦人的天才奉献……你看，这么多的建筑大师在各国间你来我往，互相客串，最终谁也没有输给谁，谁也没有赢了谁，相反，每个人都贡献了第一流的建筑智慧，在各国放射出光芒，推动了世界建筑的发展。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想要在建筑上为本国或本民族争光，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建筑师出来一显身手，也不一定要以本民族的传统风格为基准。只要这座成功的建筑物耸立在你的土地上，就显示了你作为业主的慧眼和格调，你和你的祖国就获得了荣誉。如果一味要求从民族传统出发，要求一看就象什么，有时反而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从而在国际智慧共享中失去很多实惠和份额。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也确实与世界接轨了，像已建的上海金茂大厦、在建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国家体育场以及首都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等这样一些标志性建筑都实行国际招标，并都让外国高手们中了标。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与此同时我国中青年一代建筑师也开始在国外中标。
第五要接受对话时代。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标志着我们这个新世纪的“地球村”已进入“多声部”的时代。“多声部”可以是和谐的乐音，也可以是杂乱的噪音，关键是人们有个平和的心态。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从20世纪后半开始，显然变得较为心平气和一些了。冷战局面的结束与冷战思维的淡化就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征兆。在文化艺术领域，把人文关怀摆在突出位置的“后现代”就是以告别争吵的姿态出现的。你看“前”现代起来的时候，各流派都挥舞着自己的帅旗，大声标榜自己的主张，而且恨不得把别人都骂倒，以执文坛、建坛之牛耳。但二战后，当“后现代”各流派诸如法国荒诞派、新小说派，美国“黑色幽默”等出台的时候，人们只看见它们奇异的服装，却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这些时代的弄潮儿们，显然没有继承前人的霸气，而只关心阐述自己（理论上），表达自己（创作或设计上），而并不想通过打倒别人来谋求自己的地位或影响。
在具体场合，他既尊重前人或别人的既定存在，却也决不抹杀自己的个性和现代标记，迁就地以一座相似的建筑与你保持“谐调”，而干脆以一个风格绝然相反的反差造型进行不同时代的“祖孙对话”或同一时代的“圆桌对话”。例如柏林市中心那座哥特式的“纪念教堂”，二战中被炸得只剩下一身残躯。战后想把它修复，但建筑师却没有动它，而是以一座极不谐调的几何造型的筒子式建筑与之相依而立，既让它成为永久性的文物，又有力地衬托了它的存在，获得一片叫好。德国科隆也有突出的例子。那里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战后人们在她旁边盖了一座艺术博物馆。然而事主却没有用一座高大建筑与之平起平坐，而宁可多用一些地皮，以一座二层的现代建筑“蹬”在这位前辈面前与之对话。在现在的欧洲，这样的对话形象随处可见。
上面说过，中国人的智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建筑方面也不缺乏杰出的天才。只是由于上述负面文化心理的积淀，阻碍了创作思维的活跃。一旦走出这一文化氛围，就能成气候。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幅员又辽阔，各民族和各地域的建筑文化丰富多彩，建筑风格琳琅满目。在充分总结我国各民族各地域建筑遗产的基础上（这点过去做得非常不够），尽量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建筑长处，增强创造意识，我们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创造出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的建筑艺术品，使中华民族在建筑上也跻身于先进的世界民族之林。
（叶廷芳肖像照片 宫苏艺摄，其他为资料照片）
■结束语：叶先生的演讲通贯中西，对中国的民族建筑从反思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正如他所言，中国人的智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传统建筑水平也很高，各民族、地域建筑很丰富。在充分总结我国各民族各地域建筑遗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各民族的建筑学习，增强创造意识，我们就能在21世纪拿出更加灿烂的建筑艺术品，无愧于祖先，也无愧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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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06-09-07 01:3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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