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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何其芳民间文学观
  作者:刘锡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8-26 | 点击数:28483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何其芳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4年7月写的《关于艺术群众化》和1946年5月写的《略论当前的文艺问题》里也都谈到在延安关于民族形式的这次讨论。他在后文里写道:
 
抗战期间,延安和重庆都曾经讨论过民族形式问题。当时都未在理论上得到结论。然而在解放区,最近三年来的文艺运动的事实已经给这个争论作了结论了。就我的理解简单说来,民族形式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艺与中国广大人民结合的问题。因此,凡是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能够为今天中国人民服务的,无论它是新形式或从新形式改造过来的,无论它是旧形式或从旧形式改造过来的,都是民族形式。只有这样一个最高的也是最宽的标准。形式的基础是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那就是只有从人民生活中去获得文学的原料,并使文学又回转去服务人民。我想,这个经验在这大半个旧中国也是适用的。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也可以有多种的形式去适应多种的读者。
比如第一,五四以来的新形式是否应该完全抛弃呢?不应该的。新形式也有它的群众基础,不过还不够广大,所以应该适当地加以改造,使它更中国化,更大众化。
第二,大量地利用各种民间形式,如唱本,说书,章回小说,旧戏(地方戏在内)等等,也是很必要的。这不但为了适合众多的文化程度较落后的读者,而且这种利用经过一定时期的提高,改造,还可以给中国的文艺带来新的创造,如陕北的秧歌剧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第三,旧形式也好,新形式也好,都应该研究如何更好地与各大城市,各中小城市的报纸结合。报纸的读者一般地比文艺书刊的读者广,而且有时广得多。……
第四,为着能够达到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群众中间去,文学应该和其他艺术结合。如与戏剧结合,写话剧及旧剧剧本;与音乐结合,写歌词,歌剧;与美术结合,写连环画的说明,等等。[18]
 
他的这些观点,后来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一种调和论。
建国以后,何其芳提倡建立现代格律诗,写过好几篇文章,阐述他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其基本要求是:“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19]1958年7月号的《处女地》上发表了何其芳的《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后,围绕着他有关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文坛上再次掀起了相当激烈的论争,甚至发展成为对何其芳的批评和声讨。何其芳被指责为:“怀疑民歌,轻视民歌,否定民歌,歧视民歌,或者说怀疑新民歌,轻视新民歌,否定新民歌”;坚持“主观唯心论”;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和个人主义倾向;形式主义观点;自觉不自觉地对诗人和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诗人的彻底改造或工人阶级化有所抵触;影响人们不去深入群众斗争生活;是要不要走群众路线、要不要真正的民族风格问题;对民族诗歌传统的学习抱轻视态度;贬低从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包括从旧形式推陈出新发展新形式、新格律的创造性的努力,等等。[20]人所共知,“大跃进民歌运动”或曰“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于1958年春天发动起来的。在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也是毛泽东提出和设计的新诗发展道路。在如此大规模的围攻运动中,何其芳不得不于1959年1月撰写了一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长文,就指责他否定民歌(尤其是新民歌)和认为“民歌体有限制”的论者进行辩诬,并做了某些有限度的检讨。
在现当代诗人和学者中,何其芳是为数不多的认真研究过中国各地民歌的人之一,他在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这次诗歌论争或批判中,仍然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他说:“我国古代的诗歌的形式大都起源于民间是事实。但五四以来的新诗并非‘起之于民间的歌谣’,这是常识,写批评文章是不应该弄错的。”[21]
 
(四)文学史的主流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相继诞生了多部大学学生写的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北师大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和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师合编的《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和北师大中文系五五级同学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古典文学组学生也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9年)。这些一度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著作,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体“速成”的,这些“新事物”一经出现,便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喝彩。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评论和肯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遂于1959年7月在京召开文学史讨论会,对前三部文学史进行研讨。
把民间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这几部文学史的共同指导思想和共同特点之一。由于这些文学史被认为是代表正确方向的生力军占领学术舞台的成果,也由于“左”(宁左勿右)的思想和庸俗社会学的阶级论的盛行,把民间文学看作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从而也就是文学的主流的观点,很快也在报章杂志上盛行起来了。因此,民间文学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也就成为这次讨论会重点讨论的三个问题之一。何其芳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时,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但他最终选择了科学的立场。在讲到这个问题时,他开宗明义说:“说只有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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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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