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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文学观
有些评论家认定何其芳早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散文所显示的才是一个真正有个性的诗人，而一旦到了延安、投身于抗日战争和革命，一旦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杰出的诗人便毁灭了。他们推崇《预言》和《画梦录》，贬低《夜歌和白天的歌》。“何其芳现象”成了和平时代青年论者们的一个时髦词和通用语。连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院的何其芳研究者庞尼•麦克道高尔（Bonnie McDaugall）都承认：“抗日战争是何其芳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使他从一个个人主义者变成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者。”［6］而我们自己的评论家们却把漫长的时间隧道想象成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一段空白，而何其芳本应该是在这空白中的。
诗人食指（郭路生）在一篇访谈录里说，他在上中学、开始写诗的时候，曾在他的同学、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的带领下，去拜访过何其芳，何其芳向他讲解过诗歌的格律，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但他却在另一篇访谈里说，何其芳不喜欢民歌。他说：“我还到何其芳那儿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都让我拿走，我背了这么一摞子民歌到农村去看。所以我后来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纸花不开／红纸巧手细剪裁／一朵窗花剪下来／／太阳一出乐开怀／温暖穷人心里揣／地主窗上冰花败／俺家窗花向阳开。’”［7］这一段话，让我惊讶和怀疑。我不知道，诗人食指关于何其芳不喜欢民歌的印象从何而来。我想，可能来自于1958——1959年诗坛上围绕着何其芳提出的建立现代格律诗而引起的争论吧，在那场争论中，公木曾在一篇发表于1958年的《人民文学》上的文章里提到何其芳“反对或怀疑”“歌谣体的新诗”，何其芳为此曾著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加以反驳和讨论。
其实，我们从何其芳早期的散文里可以看到，他出身于一个战乱的时代和一个为了保存生命和财产而不得不颠沛流离的富庶家庭。家乡万县一带的社会情景、传说歌谣、文化背景，在他的心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作品中写的是下层人民（乡村货郎、算命先生、未婚的姑姑以及被抛弃在社会之外的孤独者）的生活、思想、风貌和情状，他在山东莱阳和成都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民大众的苦难。他甚至还以《傻女婿的故事》为题写过一篇随笔。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不久，何其芳于1942年8月25日写了《杂记三则》。在第三篇《旧文学和民间文学》里，他阐述了他关于旧文学（即今言之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这两大文学遗产及其与当代作家创作之关系的观点。他写道：
那些还活在民间的传说、故事、歌谣，我们也要算入我们的财产单内。它们也许比那些上了文学史的作品更粗一些吧。然而恐怕也更带着中国人民大众的特点。自从我告别了我的童年，可以说我就告别了中国的农村。然而那些流传在农村的文学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动人的。传说、故事重述起来太长了，只抄几句歌谣吧：
洋雀叫唤李贵郎，
有钱莫说（娶）后母娘。
前娘杀鸡留后腿，
后娘杀鸡留鸡肠……
在这后面大概还有一些叙述、描写和诉说吧，可惜我已经忘记了。然而就是这样四句也就能够直截了当地打进人的心里去。我们家乡叫杜鹃为洋雀。大家都知道那个书本上的有名的传说，蜀王杜宇亡国后化为杜鹃，每年春天叫着“不如归去”。这个歌谣却和那不同，它包含着另外一个故事，似乎是叙述一个被后母虐待而死的孩子化身为鸟以后的哀鸣。这是卑微的，平凡的，然而比那些经过了文人按照他们的思想和兴味粉饰过的传说反而动人一些。广泛地收集这类民间文学的工作需要有些学校、机关或者团体有计划地来做，但在实际工作中的爱好文学者也可以做一部分。将来材料多了，除了作旁的参考，作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的参考而外，就是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也一样有帮助的，至少我们可以吸取其质朴地中国风地表现生活的特点吧。［8］
他不仅谈到了民间文学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帮助，至少可以增加作家“吸取其质朴地中国风地表现生活的特点”，更重要的，他还谈到“作旁的参考，作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的参考”这一功能。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大至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小至一种现象、一个事件，人民大众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往往与写正史（包括文化史）的人的观点迥然有别，但民众的观点往往被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而悄无声息，而要寻找民众对历史、对事件的声音，只能靠在他们口头上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何其芳和他的战友们当年就是在上面他所说的这种指导思想下，在陕北和其它地区搜集民歌和编订民歌的，即：一方面作社会历史的见证，一方面作作家创作的营养。
我们从何其芳开始于1945年到1950年9月才写完的《论民歌》这篇长文里知道，即使在延安和重庆那样的艰苦和繁忙的环境里，他在编订陕北民歌时，阅读了在边区搜集的上千首陕北民歌之外，还查阅了北大歌谣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歌谣》周刊，阅读了国统区出版的许多地方民歌集，并作了摘录。这些集子是：刘经庵《妇女与歌谣》（商务印书馆1927年3月，上海），李金发采编《岭东恋歌》（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陈增善、顾惠民编《中国民歌千首》（上海开华书局1931年1月），林宗礼、钱佐元编《江苏歌谣集》一、二辑（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3年2月，无锡），朱雨尊编《民间歌谣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白雪新音》（民间文艺研究社编，北新书局1935年6月），罗香林编《粤东之风》（《民国丛书》，北新书局1936年），陈志良编译《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说文月刊丛书》，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2年11月，桂林），陈国钧编译《贵州苗夷歌谣》（文通书局1942年4月，贵阳），刘兆吉采录《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上海），薛汕编《金沙江上情歌》（春草社1947年，上海），《现代民谣》第一辑（武汉人民艺术出版社），等。
何其芳既不是个不喜欢民歌的人，也不是个对民歌缺乏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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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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