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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狂欢意识
巴赫金指出：“中世纪的戏剧演出形式有相当大一部分倾心于民间广场的狂欢节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一文化的基本内核完全不是纯艺术的戏剧演出显示，一般说也不能纳入艺术领域，它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上。实际上，这就是生活本身，但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 [10]在甘肃陇中地区，好多人都把丧葬活动当作喜事操办，甚至直接叫“白喜事”，在丧葬活动中具有一种人类学中所说的“夸富宴”的性质，家人尽情的挥霍浪费，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且还把这种意识跟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孝文化联系起来，在丧葬活动中的场面的宏大程度意味着对死者“孝心”的浓厚与淡薄，在丧葬仪式中随着宏大场面出现的当然是狂欢的游戏。
吊唁——狂欢的盛宴
法国人类学家涂尔干中认为，宗教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仪式属于宗教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信仰则属于主张和见解。他还认为，世界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神圣的，另一个则是世俗的。[11]在甘肃陇中地区，大部分人的信仰还停留在神、祖先、鬼的层面上，在祖先崇拜的社会中，这种丧葬仪式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2]丧葬仪式是神圣的，在神圣的另一面会折射出人们世俗的成分，这种世俗主要表现在丧葬仪式中的狂欢的宣泄。
甘肃陇中地区的吊唁期叫“烧纸”，是在埋葬的前一天，只有一天时间。这一天死者或死者亲属的亲戚朋友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纷纷到场，而且东家敲锣打鼓，吹响唢呐，办好丰盛的宴席。前来参加吊唁的人各自拿着自己的礼品，如花圈、纸火、挽幛等，同村子的人则拿着白纸，多少不定，一般是单数，现在还要拿礼金。前来吊唁的人一到，“吹鼓手”就吹打一番，孝子们恸哭一阵。假如死者是女性，孝子要对舅家人亲自迎接，吹奏乐器，鸣放炮仗。待亲戚们来得差不多后，要举行“迎纸货”仪式，这是所孝子、亲友以及纸货的展示，此时，在一种宏大的场面中，把围观的人们推向了一种情感的高潮。吊唁礼品的多少是死者及其亲属身份的标志和象征，人们经常把吊唁礼品的多少与丧葬的规模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丧葬仪式就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文化的展演”。
这种“文化的展演”，成为承办丧事的东家身份的一个“符码”。在吊唁期间，还要由阴阳先生组织，死者亲属对亡灵的祭奠。对举办丧葬的东家来说，要用尽可能丰盛的饭菜招待来吊唁的人，因为在当地人们把宴席的丰盛与“孝心”联系在一起。在生活艰苦的年代里，每逢丧事，人们争相去吊唁，拿着几张白纸去混饭吃。这就与当代经济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lins）在《石器时代的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中提到的“负性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有点相似，是一种不计较得失的活动，谁要是在这方面斤斤计较，就会招致周围人的鄙视甚至谴责。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些活动对于生存在这个村寨或者社区的人们来说，犹如一顿精神的“圣餐”。（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娱乐活动比较少，精神生活比较贫乏、单调。）这时在丧葬仪式中似乎没有一点悲伤的氛围，而是充斥着一种喜悦和狂欢。这个家族的人丁兴旺程度、家族内部的和谐状况，与整个社区人们的相处关系，都在瞬间展现在“围观者”的面前，通过这一次“展演”，在一种近似狂欢的状态中，“围观者”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和“宣泄”。
出殡——规范的展演
出殡就是把灵柩送到埋葬的地方，甘肃陇中地区俗称“送丧”。在起灵以后，孝子、阴阳先生、棺材、祭奠品等全盘出动，吹鼓手敲锣打鼓，吹奏乐器，种类繁多的“纸货”，勇猛健壮的抬棺材的人，精致艳丽的寿材，衣着整齐划一的孝子，再加上惊天动地的哭声，是整个丧葬仪式中最为壮观的场面。在行进过程中，如果遇到桥或者河流，要烧纸钱，孝子要哭喊。到了墓地后，从下葬到埋土都有人指挥，哭声也是时断时续的，在阴阳先生进行活动期间，孝子不能有哭声，反之亦然。在棺木入墓以后，阴阳先生要用罗盘测棺木的位置，就是选择一个认为很吉利的方位，用绳子从四面拖动着棺材，以便放到正确的位置。紧接着是阴阳先生的一段祭文，最后才是给墓穴里填土，同时烧着“纸货”，孝子齐声恸哭。待到纸火烧完，人们离开墓地。
倘若说在丧葬仪式的其他环节给人一种悲凉、恐怖的感觉的话，在最后的吊唁和出殡阶段，出现了一种喜悦的情调，也呈现了一种狂欢化的展演。这种狂欢化的表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死亡的示威，反映了人类征服死亡的心愿。
人生从一个阶段到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要进行一系列仪式来使自己所在的族群得到认可，方可享受其他人享有的权利，同时也就可以履行一定的义务。在世界各地的成年礼就是一种过渡性的仪式，尽管有像割礼那样残忍的仪式，但是无数的人还是照样进行。人的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从生到死的过渡当然就伴随着仪式的出现。正如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说：“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之时，一个群体会出现某些变化；而伴随着这些变化的就是仪式。”[13])在“泛灵信仰”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死者从人间进入“冥界”，相对于死者来说，无论是生前的人间，还是死后的“冥界”这两个“群体”发生了变化，于是仪式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纵观人类的丧葬历史，在丧葬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仪式具有相似性，所以在每一种仪式的背后体现了一定文化内蕴的同时，给人总是展示出人类共有的一些因子。这些共有因子的存在，正是人类的意识的相通性的表现。
在大量的民族志材料中显示，人类的丧葬活动中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的仪式，尽管这可以用人类学界传播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论证，然而在有些相对“原始”的民族和族群中，封闭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传播的艰难。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连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都难以改变，就更谈不上仪式这种抽象活动对人的涵化了。在形形色色的丧葬仪式的背后大都渗透着人们种种复杂的意识，正是因为意识的相通，才导致了丧葬仪式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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