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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与超越国家的民俗学:对象与视野
  作者:周星 程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6-03 | 点击数:4088
 

  程鹏:周老师,您还说希望民俗学者可以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说既希望民俗学者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又希望与政府保持距离,这个距离怎么把握?

  周星:我也是觉得学术当然要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要有建设性。我是受费老、钟老、杨先生的影响,他们这一辈大学者都是学术救国、学术为民。钟老追求人民的民俗学,费老也是为了人民的人类学,这些理念我都很认同。只是在中国的特定场景下,学者和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处理好,要么是学者被国家完全同化掉了,要么和政府对立,好像一定得反政府才是学者,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止是民俗学,很多学科都没有处理好。我是认为学者先要做好研究,安身立命的是学术,因此要有基本的立场和学术价值观,不为权力所腐蚀,不要企图通过接近权力而介入学术的世界。认真地追求学术,自然会为国家所用,自然能够为民造福。从事学术研究获得的结论、成果,会自然变成国家的学术财富、智慧财富。同时,民俗学研究的成果还可以通过社会批评或文化评论,而对社会、国民有所贡献,甚至也有可能帮助民生、推动民主。但前提是你的学术得是地道的,而如果借助于权力,就难免傲慢啊。

  程鹏:就是说“打铁先得自身硬”,所以,您说中国学者在参与“非遗”保护运动的时候,不是参与不参与的问题,而是说民俗学家拿什么资本去参与?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

  周星:对啊,我想说的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没有做到位,当有这么大的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临时,就难免捉襟见肘。我们的学术储备和研究积累远远不够。例如,“非遗”名录的补充和追加,就意味着这个过程太过仓促,同时也表明民俗学界提供的知识并不那么精准和具体,还没有做好研究,就在那里给出结论了。不仅积累不够,很多时候连民俗事象的分类、分布都没有搞清楚,更别说严谨翔实的田野报告了。很多认定都是基于地方文化行政部门掌握的情况,而不是依据民俗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应该是基于调查,有了田野报告之后,才能去做价值的认定。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批评哪位学者,这是我们民俗学界集体的欠账啊。民俗学家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绝对是贡献,但通过参与,也会发现很多力不从心的地方。民俗学家参与是好事,除了必须是以地道的学术来参与之外,还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因为你提供的学术知识如果有问题,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和权力一定是对等的。

  八、民俗学的公共性和实践性

  程鹏:周老师,您在文章里说过中国的民俗学不缺这个实用性的研究,它的表现在哪里?您能否谈一谈民俗学的应用研究呢?

  周星:民俗学具有公共性,其他任何学术也都有公共性。从“国家与民俗”的概念去思考,行政参与或影响之下的“公共民俗”,比如说像“春晚”,还有政府直接举办的节日、间接支持的“庙会”等等,都是民俗学需要关注的实践性课题。进行这类课题的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了引起哪位领导或部门的重视,而是从中发现各种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古村镇的开发建设,需要咨询民俗学家的意见,像陈勤建教授曾经实践过的那样,为地方政府提供咨询,这些当然都是一种对民俗学知识的应用。我想把应用或者学术的社会实践属性更加宽泛地来看,就是民俗学的学术成果,一定会对社会有建设性,你做的越扎实、越严谨,它对社会的建设性也就越大。我们中国学者大都不反感应用研究,“学以致用”是我们中国知识界的一贯传统啊,问题是做得很有参考价值的应用研究并不太多,比如说民俗旅游研究,好像是如何开发讲得很多,但千篇一律,说的话都不是民俗学家独有建树的见解,例如,开发旅游以后民俗会有怎样的变化,会发生哪些问题?或者是当地人如何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等等。如何开发那些套话,并非民俗学家所擅长的应用,如何提出对于当地百姓,对于当地的文化资源有价值的主张或评析,才是更具实践性的应用研究。我们并不缺乏应用民俗学的思想,欠缺的是好的应用民俗学的研究实践,确确实实能指出问题,能帮助到这个地方或者这些民众。现在很多民俗学的论文,经常是“当事人”不在,看不见当地百姓的立场、情感和生活,或者只见民俗事象,不见人。当然,学术界也还是需要有所分工,也不需要一窝蜂都去做应用研究,都去介入“非遗”工作。学术研究不能说哪种高,哪种低,学院派民俗学者可以多做一些理论性的研究,多做一些对民俗学理论的追问,多一些对民俗学体系的思考,多做一些对西方民俗学理论的介绍,都是很好的。而地方上的民俗学家把本地的民俗事象调查清楚,把本地的民俗文化资源整理好,可能更切合实际,也更有价值吧。然后,我们有民俗学会和各种学术交流的机制,可以使得学院派民俗学家和地方民俗学家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有的学者多一点实证,有的学者多一点理论,都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把这种分工绝对化。可能做理论的人也需要做几个个案或田野的研究;做田野或实证性研究的人,也需要理论的思考;地方民俗学家以本地方的民俗文化为主,同时也需要想一想本地方的民俗文化跟全国、甚至全球化的关系。总之,我觉得学院派民俗学家和地方民俗学家一定要互相交流、相互欣赏。这在学科建设上来讲,最为重要。

  程鹏:作为民俗学的学生,我觉得多做一些实用性的研究或者在学校里做一些相关实践活动,在面临就业问题的时候也会很有帮助。

  周星:没错,多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比如说到一个地方做一个策划,或者做某种设计,民俗学里面有很多文化的资源,可以学习和应用。社会实践的形态很多,去给某一个乡村做一个民俗志,给地方政府做一个专案的调查等等。中国社会这些年变化很大,这部分的需求也在迅速增加,当然,民俗学的学术和社会需求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渐对接的过程。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程鹏:谢谢您的鼓励,这次访谈也让我收获良多,再次感谢您!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四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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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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