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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者通常将文学艺术的研究分成三个层面进行，即文献研究、文本研究和文化研究。在这种三足鼎立的基本研究格局中，文献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戏曲文献学是戏曲研究学科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分支，它是整个戏曲研究工作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戏曲文献学的状况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戏曲研究的整体发展，这并非夸饰之辞，正如一位研究者所强调的：“要宣传戏曲文献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它是戏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它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不是无可作为，而是大有可为。从任务的艰巨，工作的繁复，社会的需要以及它对戏曲研究事业的作用和贡献，都不容轻视，更不应歧视。”[24]20世纪以来的戏曲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每当戏曲文献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戏曲研究往往由此获得较大的进展，如元刊杂剧三十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车王府曲本、清升平署戏曲文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重要戏曲文献的发现均曾对戏曲研究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戏曲文献研究与整个戏曲研究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密切关系。
戏曲文献学不仅仅是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还是一门实用之学。对戏曲研究者来说，在展开研究工作之前，他必须利用相关书目、索引获得研究信息，寻找研究线索，对所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及研究状况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来选择课题。确定课题后，他还必须挑选、拥有可靠、权威的戏曲文献，而这些都离不开戏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没有一定的文献学基础，研究工作将受到很大限制。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戏曲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恰恰在这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李伊白先生对这一情况有较为准确、深入的概括和分析，她认为在戏曲研究中，“掌握材料的工夫普遍欠缺。孤证、臆测、简单类比、粗线条征引资料阻碍了研究的深入。戏曲文史资料的缺乏是众所周知的，这就需要研究者下功夫多方搜罗爬剔辨析资料，对已有的史料烂熟于胸，同时还要对新发掘的各种文物资料、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也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25]。将“掌握材料的工夫”作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来要求，这的确是中肯之言，笔者对此深表赞同。
戏曲文献学是进入戏曲研究的最佳门径。进入一门学科的研究，达到较为理想的研究状态，一般来说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本学科的基本文献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是对本学科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了然于胸。而要具备这两个条件，离开戏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学者，戏曲文献学无疑是他们进入戏曲研究的最佳门径。否则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报刊，面对杂乱无章的文献资料，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导引和门径，是无法升堂入室的。
通过对戏曲文献学的深入了解，可以提高查阅利用戏曲文献的能力，少走弯路，以最为便捷的方式高效率进入研究状态。同时，对戏曲文献的梳理辨析、掌握利用，了解必要的研究规范，也是一位合格的戏曲研究者所应具备的一项基本功。戏曲研究如此，其他学科概莫例外。
四
戏曲文献学的建设是个比较大的学术工程，非一人一时之力可以完成。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要加强协作”，“一般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应是集中一定的精干力量，组织有关方面协作，是可以事半功倍、计日程功的”[26]。在分工合作、协作研究方面，戏曲研究者还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的。尽管目前的学术研究环境存在诸多问题，但与80年代以前的各个阶段相比，学术条件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如果这一工作能受到学界的重视，有资金、人力方面的支持，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戏曲文献的研究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
首先，要弄清家底。即对各地包括港台、海外戏曲文献的收藏、分布情况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建国后曾进行过两次全国范围内的戏曲文献普查，一次是建国初期对民间剧本的搜集整理，一次是配合编撰《中国戏曲志》进行的戏曲文献调查。这两次普查对戏曲文献的全面把握还是有着很大帮助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调查还存在着一些缺憾，而且调查结果公开的程度不够，难以充分应用于学术研究，仍有不少工作可做。比如中国大大小小各类图书馆中到底收藏有哪些戏曲文献，不少戏曲研究者心里其实是没数的，甚至就连省一级较大图书馆的馆藏情况，我们都不是很了解。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少数几家大图书馆，对其他图书馆的藏曲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再比如，自20世纪初，不断有研究者到海外访书，发现不少珍贵戏曲文献，但海外戏曲文献收藏的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哪些未被披露的重要戏曲文献，我们同样缺乏较为明晰的了解。作为戏曲研究的基础工作，摸清戏曲文献的家底，应该说不是一个很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做到。
其次，在戏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经数代学人的不断努力，已有不少建树，出版了像《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中国戏曲志》等大型戏曲文献著作。但总的来看，相对于戏曲文献的丰厚庞博，研究者还有不少工作可做。《古本戏曲丛刊》从初集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仍未能全部完成。《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已出版的部分仍和傅惜华先生原初的设计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提出“补齐出全《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形成一套戏曲基础资料丛书，现在看来，是很有必要的”[27]。但二十多年过去了，设想仍然是设想。至于提议中的《中国地方戏曲总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续编、《中国戏曲史参考资料汇编》等，虽然想法很好，也很有必要，但一直未见落实。1996年，邓长风曾撰文，设想“集合起三五志同道合者，编纂出一部新的断代戏曲书录”，并“衷心地希望，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梦”[28]。即使是戏曲研究者最为熟悉的《西厢记》，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也不够理想。据蒋星煜先生的考察，明清两代的《西厢记》刊本多达一百六十多种，但国内外得以影印、整理者仅有九种，“要据此以开展文献的征集整理和文献学、文艺学的研究是困难的，或者说条件是过于欠缺的”。为此，他设计了一个《西厢记》文献学的出版工程，“一个主体工程和两个附属工程”，即编选一部明代清代古本、善本、孤本的《西厢记》丛书，编辑一册《西厢记》的《序跋集》，编辑一部《明刊本西厢记插图集》。毫无疑问，这一出版工程是有重要价值的，“一旦告成，必然使《西厢记》的文献学、文艺学研究揭开新的一页，达到新的纪元，从而使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以全新的面貌走向世界”[29]。蒋星煜先生提出这一设想的时间是在1994年，十年过去了，似乎还未见到开工的迹象。
以戏曲文献的丰厚积累以及当前的学术研究条件，应该说，上述工作是可以完成的，但迟迟不见动静，其中的原因，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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