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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面对不同观众的话语库”时，民俗学家的耳朵无疑被唤醒了。下文将再次回到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当前观众研究所依靠的详尽、通常是民族志式的观众文化实践研究。电视观众受到最大的关注，其部分原因在于看电视是阅读不能达成的集体方式，是戏剧和电影难以提供的互动方式（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昂（Ang，1985）关于《达拉斯》（Dallas）电视观众的著作，勒尔（Lull，1990）对若干社会的电视观众的民族志报告和不时出现的观众反应的调查报告，都探讨了观众与文本之间动态的互动过程。鲍辛格（Bausinger）在探讨大众社会中民俗的转换、变动及意识形态应用方面的贡献为民俗学者所熟知（Bausinger，1990）。他也曾讨论过在家看电视时复杂的动态过程（Bausinger，1984）。简言之，关于电视观众文化实践的学术研究正在成长。
基于莫利的著作，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提出了颇为激进的观点。菲斯克较早提倡“观众解放运动”，也就是说，观众的定位不是被动的电视文本消费者，而是在观看中有或同意或反对的沟通，能起积极的作用。菲斯克建议批评家将“文本”与“观众”的分类统统抛弃，他认为抛弃“文本”这个词后，
我们仍然需要这个词，或类似的词，来指称电视制造意义的潜力，但我们要用不那么具体的词，如使用“本文性”（textuality）来抽象地表明其潜力而非具体的存在。放在客厅的设备“电视”，是视觉与听觉的信号器，是潜在的意义与欢乐的激活者。这种潜力就是它的本文性，因观看时刻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调动。
本文性在意义制造和欢乐生产中得以实现，其中心正是我们的文化无法避开的互文性……（Fiske，1991：56－57）
菲斯克的术语“本文性”冲垮了“文本”与“观众”之间的任一界限，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把看电视当做一个过程，“由两种平行并相互锁定的力量装置来决定”（Fiske，1989：57）。菲斯克写道，“这两种相互交织的决定力量”，“既是社会的，又是文本的，一种作用于观众的主体性，另一种作用于电视的本文性。我想提出的是主体性和本文性之间的回应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在每一个联结点上两者都相互渗透”。
这种“渗透”（leakage）听起来像是熟悉的后现代体验的特征。作为异质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菲斯克提醒我们，日常社会体验类似于作为电视观众的体验。“至于社会体验”，菲斯克解释为：
就像一个文本，只能在社会主体将他或她的话语能力凝聚到文本上时才被赋予意义。这种转换的构成（formations）物的联合，为主体建构社会体验、具备社会差异，提供了潜在的无限性，以至每个人都可以被完全不同地建构，但这些差异无法以个体的心理差异来解释，而是在各种社会联合和社会关系的交集中得到解释。（1989：58）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体验，类似人们看电视的互文性体验，其特点是“为不同的人制造不同意义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分享同一个话语库”（Fiske，1991：58）。因此，文本的权力和斗争类似于社会的权力和斗争。菲斯克总结道：“使社会体验有意义，几乎同样是一个使文本有意义的过程。电视传送的不是节目而是符号体验。这种体验的特征是开放性和多义性。”（Fiske，1991：59）
菲斯克还进一步谈到，电视作为特殊的多义媒介，其特点可概括为间断性、“话语鸿沟”（由观众来填补）、互文性、连续性、异质性和“符号民主”（1989：63－71）。菲斯克提出了纵向与横向的互文关系等理念（1987：108－127），正如他所说，当观众的话语遇到电视节目的话语时，就会导致“符号过程的瞬间”具有“无法避开的互文性”（Fiske，1988：247）。他的“符号民主”论立足于他基本上乐观地认为，观众能够把握“符号力量”——“建构意义、欢乐和社会认同的力量”——更不必说，社会力量实际在影响着金融经济（Fiske，1987：316）。符号力量是切实存在的，我们要改变学术的关注点。菲斯克说：
从文本到阅读时刻，稳定性和既定的意义（虽是暂时的）已无法在文本自身中找到，而是要通过具有社会和历史定位的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找到。当然，这样的意义不会固定在普遍的、经验主义的“现实世界”，而是由读者的社会位置来确定。不同的阅读会使文本具有不同的稳定性和即时性，但它们确实因此获得了稳定瞬间和意义瞬间。（1987：117）
符号过程的瞬间是“民主的”，这种民主的程度使它能对抗具有“自上而下”权力的电视话语。研究“自下而上的话语力量如何运作”是福柯（Foucault）的成果。而菲斯克认为，我们仅通过直接的、民族志式的探索就可以理解其运作。菲斯克在莫利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看到，“符号民族志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具体的、语境化的符号指代瞬间是更为普遍的文化进程的特殊实例”（Fiske，1988：250）。那么，试问，有谁会比民俗学家更适合承担符号民族志的工作呢？
三、民俗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汇聚
笔者对民俗研究和文化研究发展的简要概括，清楚地表明它们已经汇聚于同一范式之下。这两个领域都试图抛弃具体化的“文本”与“语境”观念，倾向于使用“符号过程的瞬间”的概念，同时包含大量的话语并使话语空间充满互文的关系。两者都质疑“共享”意义的旧观念，寻找能产生对抗性“阅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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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尹虎彬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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