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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梅克林]论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民俗共享与国民认同
  作者:杰伊·梅克林   译者:宋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2-16 | 点击数:20686
 
 
鲍曼的看法,反映出一些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曾努力接受文化与人格研究成果的新方法。从3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家持有一种文化观——被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F. C. Wallace)称为“统一性的复制”。人类学与心理学的成功结合,引起了对国民性的研究和对创造社会核心人格的社会化过程的探索。华莱士在其1962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文化与人格》(1962,1970)中挑战了这种文化观。他认为,文化体系不需要参与者共享某种动机或认识,只需要把参与者“绑在一起”使他们意识到“部分等价的结构”,即他们能意识到社会互动的程式文类和他们在这些互动中的期待(Wallace,1970:36)。华莱士阐述道:
 
各个部分的人都建立了一个等价行为期待体系,组织的关系由此形成。这种等价交互期待体系可称为“隐合约”(implicit contract),就“合约”一词的一般意义而言……文化被设想为这种契约性关系的一整套标准化模式,其中等价作用被指明并实施于任意两组人之间,他们的动机使他们遵守约定。这种关系并非基于某种共享,而是基于认识和动机的互补性。(Wallace,1970:36)
 
在华莱士那里,文化并没有被看成“统一性的复制”,而是“使动机和认识的多样性尽可能最大限度上组合起来的发明”(Wallace,1970:36)。事实上,华莱士强调,认识的“非共享”可能是像美国社会这种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功能性需求。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文化内部的变异”突然成为人类学的新热点(Pelto and Pelto,1975)。随着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从关注广泛的普遍性退回到安全地去归纳非常小的人群,文化与人格研究风光不再。这种对特殊性的回归尽管可以理解,但却不是华莱士、鲍曼和其他人努力的重点。他们的意图原本是想(至少从笔者读到的来看)促使我们关注较大的文化体系,其中有个体差异的撞击、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调解、误解或欺骗等。
有些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明白这一点,他们用具体的个案研究阐明文化事件或表演中“共享”与“非共享”的悖论。例如,克里夫·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很多著作中承担起这一职责,如《仪式与社会变迁:以爪哇人为例》(Geertz,1973);与其类似的还有亚伯拉罕的《边界上的高喊赛事:展示活动的民俗》(Abrahams,1981),有意识地把民俗看做冲突的机制和多样性的组织;格雷厄姆(Graham,1985)则研究了田纳西州西部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民间医药信仰与实践中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很好地表现了个体当事人在传统与科学的治疗事件中信仰与非信仰、共享与非共享的紧张状态。托尔肯(Toelken,1985)总结了一些典型的渔民和樵夫的民间信仰表演个案并得出同一要点,即胜任民间信仰的表演者和观众,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共享这一信仰。在民间事件中发挥作用的熟练、有能力的表演者,可能会掩藏有其他的动机或信仰。
布兰·萨顿-史密斯(Brain Sutton-Smith)详细讨论了贝特森(Bateson)的游戏分析框架,提出了“伪装”的概念。与赫伊津哈(Huizinga,1950)等人观点不同的是,萨顿-史密斯认为,游戏可能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么自愿。正如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4)在其精巧的框架分析中所理解的,人们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来建构游戏。萨顿-史密斯和凯利-伯恩(Kelly-Byrne,1984)探讨了多种“游戏的伪装”——其中人们可能会使用游戏来“伪装”其他多种动机(如争胜或工作),或是建构其他的框架(如工作)来“伪装”游戏。本文采用贝特森和萨顿-史密斯对游戏自愿性的怀疑,来试图说明人类与宠物的游戏如何有助于纠正我们以往的偏见——即认为两类生物需要共享很多内容才能遵循传统的游戏规则(Mechling,1989)。用华莱士的话说,人和人的宠物只需要建立基于行为等价期待的隐合约即可。用鲍曼的话说,人和狗不必为了游戏而共享某种身份。
这些例子似乎具体可感、有说服力,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民俗学学术成果都与此逆向而动。就像其他的文化研究学科,当时民俗学者普遍把时间花在狭窄的特殊性、小社区的个案研究上,因为他们可能具有我们所期待的在“高度关联”(Hall,1977)的群体中所能找到的共享程度。对60年代的教训唯一的让步是,承认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中这些孤岛在具体意义的交流与“转换”上,可能没有统一的标准。冲突观仍然坚持认为民间群体内部的共享是与公共因素相对峙的,但明确表述冲突观的华莱士、鲍曼和其他人却质疑,在民间群体内部是否存在那么多的共享。民间群体内部可能会在很高程度上共享身份、信仰与动机,但民间表演的成功和民间群体文化的繁荣并不需要这样的共享。华莱士和鲍曼的看法启发我们抛弃任何关于民间事件共享认同的假设,取而代之以关注人们如何合作、参与、抗拒等具体细节,我们还被提醒可能会在民间群体内发现非对称的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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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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