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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社会学
由于多多少少受福柯著作的影响，我在别的地方表明，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学概念将身体考虑为分割式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身体的外部性涉及的是社会空间内的身体表现以及对身体的控制和调配。在很大程度上，身体社会学（根据它尚不成熟的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身体是如何在与人格和同一性相关的空间内被表现的？在这方面，戈夫曼的著作是典范。身体的外部性变成了消费文化社会学的流行研究主题。
对外部身体的兴趣因此就和我们可以指明的这样一种研究刚好相反：这样一种研究关注身体的内在结构、组织和保护。身体的外部问题是表征问题，而内部问题则是约束问题，也即是说，是根据社会组织和社会稳定性对身体的欲望、激情和需要进行控制。尼采、韦伯和弗洛伊德论欲望管制的著作，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都对身体的内在保护分析作出了贡献。在这个类型学内，我想进一步地表明，我们不要将身体仅仅看作是单数的，而应像福柯那样将身体看成是复数的，也就是说看成是人口的身体。我就此想表明，两个相应的人口问题就是生殖和调节问题。也就是说，人口只能在家庭内部通过时间，通过对性的控制才能繁殖；与此同时，随着不断增加的都市拥挤问题和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大量的社会理论围绕着社会调配问题而展开。这些维度（内在/外在，身体/人口）产生了生殖、约束、表征和调节的表格（见下图）。这个类型学被阿图·福兰克有意地修改了和扩充了。
福兰克断定，体制的亚系统可以根据父权制、苦行、全景敞视主义和更正来确定。福兰克对这个类型学作出了评论，他对我的论点也作了考察，他想对我在此讨论的身体研究添加一些重要和新的东西。他这样拒绝我的立场：我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身体问题，因此，在理论上我就从社会的层面下降到了身体，然而，另外的或许是更优先的取向是从自为的身体问题开始。他断言说，"相反，我提议的着手点是，身体如何是一个自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行为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它从现象学取向而不是功能取向而展开的。如果理论的目的是从身体自身转向了社会，那么，特纳的类型学就代表最后的社会理论层面。"他继续论证说，只有身体才能真正地说有"任务"，他采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断定，我们应该将身体看成是社会实践--也即是身体技术--的成果和中介，就此，他表明身体存在于话语和体制之间，在那里，话语指明了身体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地图。这些地图提供了规范的范式，在这个范式内，身体可以如其所愿地理解自身。相形之下，体制是一些社会实践在其中发生的地点和语境。福兰克宣称，"既然身体行为已经指向了体制性语境，我们一开始就应辨识出体制。"当然，福兰克也想断定，生理或更特定意义上的肉体是作为身体构成的第三维度而存在的。这样，"超越相对的生理学话语，肉体现实仍旧是一个顽固事实。存在着一个肉体，它在子宫中形成，在生命中演变（变的更好或更坏），死亡，分解。这样，我所称之的身体就在一个等边三角形交叉中形成，这个三角要素就是体制、话语和肉体现实。"
这样，我们可以将中世纪的苦行实践作为一个例子，苦行实践是对身体的精神性进行的调节和生产。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体制是中世纪的教会及其繁复的功能和实践，教会体制借此将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惯例化。同苦行实践有关的话语是饮食话语。这些话语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对象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内，对欲望的苦行调节才得以发生。这些话语在罗塞尔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然而，为了书写这段历史，我们需要超越体制和话语来看待身体自身的肉体性问题。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中世纪的肉体性可以承受多少自罚、自责和苦行？我们必须认识到肉体本身可能有一个历史。
结论
在这个讨论中，我既勾勒出身体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概述了身体研究之所以复杂的原因。就身体的重要性而言，近来的社会、文化、技术变化使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因为自然和社会的习惯性边界被不断地侵蚀和改变，结果政治立场也很快地显得陈旧过时。在现代世界中，特别是在生物伦理问题方面，个人的界限在哪里？就此，"十年前的那些争取堕胎权的好斗的积极分子，被基因操纵前景、无痛苦地结束新生畸形婴儿生命的计划、或者是由替代性母亲所引发的复杂的法律和感情冲突等等弄得目瞪口呆。"Robocop的这种虚构噩梦是一个现实，众所周知，这个现实迫在眉睫。
我们如何研究身体也同样复杂，因为大量竞争性传统看起来无边无际。为了简化论证，我已表明过了身体本体论往往是沿着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而分化的。身体的基本特征到底是由社会过程产生的（在此，身体不是一个单一整体或普遍现象），还是身体就是一个有机现实而独立于它的社会表征之外？同样，我们可以说身体认识论是按照社会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来划分的。身体是知识的产品，它不能独立于在具体时空中持续地生产它的实践而存在。另一种说法是，身体的存在与其社会建构无关。在这些二元框架内，我考察了哲学人类学、现象学、人类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学科，它们对身体分析都作出过贡献。
我自己的策略是认识论实用主义。如果我们对社会表征，比如生殖器官的社会表征感兴趣，那么将身体看作是权力的表征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要关注的是断腿如何对身体形象产生影响，那么，保罗·谢尔德比福柯的研究更加妥帖。考虑到身体社会学在主流社会学中还是一个相对新的主题，那么过早地排斥我们在观念上的多样选择则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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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2007-04-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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