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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身体
因此，总的来说，社会学忽视了社会生活中身体的问题及其重要性。但是我已经表明了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中存在着很多传统来严肃地对待人体。在主流社会学之内，唯一严肃地考虑微观互动中的人体性质的是象征互动论传统，这其中，戈夫曼是首要的阐述者。我已经表明戈夫曼的自我在场概念凭借的是这样的观点：社会自我至少是部分通过社会身体被体现的。比如，尴尬感常常是和脸色的变化相关的，广而言之，我们的不适或惬意这样的概念通常是通过大量的身体姿态被表达的，而这些身体姿态可以被读作一种语言。
与社会理论中这种身体的长期缺席传统相对的是，在刚过去的十多年里，一批重要的有影响的研究开始严肃地对待身体社会学了。在医学史领域，托马斯·拉库尔、艾密丽·马丁、艾伦·罗素尔、菲利普·阿理斯、安德列·伯金和大卫·阿姆斯特郎等人已经表明，对医学知识和医学权力的复杂历史而言，对于身体的理解是何等重要。对身体重要性的日渐关注已经开始影响了基督教神学史的编撰方式。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关注也开始在对活生生的身体观念所做的哲学分析中发生影响。人们也可以在哲学中鉴别出同样的趋势。大量的论述海德格尔的新近著作实际上促进了对人体的更加丰富的哲学意识。在这方面，德里达对海德格尔作品的解释尤其具有成果。很清楚的是，当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在重建社会理论议程上的身体、性别、性征等问题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女性主义批评置疑了经典社会理论中的这种习惯性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尤其是置疑了这样一种比较式观点：男人是文化性的，而女人则是自然的。身体社会学也可以证明是有关成长的文献的重要维度，这些成长文献是社会的情感分隔文献，这种情感分隔又同父权制和劳作的性别分隔有关。最后，米歇尔·费尔、罗曼拉·拉达夫和拉地亚·塔兹编辑了一组文章，题目叫《身体史片段》。因此，事实上存在着身体主题方面的出版产业，它在近几年中势头正猛。我们怎样解释社会理论视野中 的这种身体回归？
要对最近的身体兴趣进行解释，我应简要地考虑当代社会中的四个方面，它们都对与个性、自然、文化相关的身体问题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对当代身体理论而言是根本性的，就是因为女性主义运动将生物、性别、性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化了。我不想全面涉及关于女性主义和身体的既存文献，而是简要地评述多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对电子人（cyborg）的讨论，这也是一个电脑控制的有机体。根据哈拉韦的观点，这个电子人的存在对既存的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一系列区分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电子人的神话使自然和机器的关系复杂化了，因为电子人穿越和搅浑了技术史中习以为常的边界。哈拉韦断言说："电子人是后性别世界中的生物。它和双性、前俄狄普斯共生体无关，也和其他的通过将诸部分并合为一个更高级的单元这一有机整体性诱惑无关。"电子人在自然、社会、文化之间打开了一系列"有裂缝的区分"，它穿越了动物/人的有机物和技术机器的边界，但它也质疑物理世界和非物理世界之间的边界。如果表明医学技术，尤其是与人类生殖有关的医学技术的主要变化已经对性身份的性质提出了质疑，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哈拉韦的论断。这样，围绕着医学技术的变革--医学技术的变革对人的生殖自身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就存在着对政治和文化中与性别有关的身体性质的一个双重性的同时质疑。
福柯在三卷《性史》中有这样一个论点：当代政治学是生物政治学。这一论点的根本点则是围绕着身体所展开的政治和技术斗争。国家在对人体的调控中、对现代流行的爱滋病的调控中、在替代父母身份的国家调控中日渐重要。对人体的调控是通过医学立法来实施的，这些立法关注的是堕胎、婴儿护理和IVF项目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调控爱滋病的立法关注的则是性变化方面的公民权。身体的政治化使公民权、身体和性别的复杂互动成为一个焦点。性政治学方面的广泛变化是一套经验过程，它隐藏在身体作为一个主题开始在社会理论中涌现这一潮流背后。
身体的政治化和生命的女性化促进了对人体进行社会分析的兴趣。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社会变化应同当代消费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二十世纪增长的消费文化和时尚产业特别重视身体的表面。消费社会重视强健/美丽的身体，在这个消费社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价值发生了主要的历史性变化。西方价值先是因为一些苦行原因强调内心控制，现在则因为审美目的而强调对身体表面的操控。这种身体的变化代表了西方价值的世俗化倾向，在此，饮食的目的以前是用来控制精神和灵魂生活，现在的目的则是为了变得更性感和更长寿。为了对身体进行控制而设置的饮食管理，其最初的宗教表白通过医学化的作用转变成了世俗的健康和卫生道德。
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身体的审美性质日渐重视了，而这则是从长相的角度来强调苗条和自我调控。身体成为趣味和区分的一个基本特征，根据这种区分，对人的形式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主要方面的一部分。（布尔迪厄，1984）尽管这些变化在社会中非常普遍，但也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让人相信，这些变化对新的中产阶级产生的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而这则是以这样的都市文化为基础--都市文化和后现代城市文化相关，与组织资本主义的终结相关。尽管这个论断显而易见地具有争议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养成了不同的身体形象，而且，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中产阶级偏向苗条，工人阶级养成的身体则有意展示男性力量。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作为一个区分标记、作为阶级差异的象征再现、作为一个性别区分领域，也作为一个潜能被引入时尚和消费社会中。这个身体潜能在人的老化过程中应该被个体驾御从而使他仍旧是景观的一部分。
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中的消费文化的破碎性，社会分层所导致的趣味和风格的差异性，闲暇中心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变化都引发了一些辩论：既有关于后现代文化思想本身的辩论，还有后现代身体--电子人就是其中一例--可能性的辩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被碎片化了而且有多种多样的身份；身体不再是牢牢地固定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空间内。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惊恐，而身体则成为众多攻击的靶子。
一旦身体变得时尚化，一旦它被编码整理，在社会理论中就会越来越多地强调欲望、性和情绪，这则是主宰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理论中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可看作是对现代主义运动的笛卡儿式遗产所作的当代批判的一部分，现代主义运动的起源是十七世纪的科学和殖民资本主义。尽管身体在当代的讨论中越来越被突出出来，但身体的性质从理论上来说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努力澄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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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2007-04-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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