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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
——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作者:郭于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9-13 | 点击数:22813
 

  当地农家对地主集团的感受与评价至今还部分地留存于人们的口耳之间。一些老人说:骥村的地主大多是“恩德财主”,不刻薄穷人;“这的地主善的多,没做下恶事”;还有人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地主老汉出门,正好看见有娃娃在他家的树上偷枣,他怕娃娃看见他害怕摔下来,于是赶紧自己避开了。1942年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曾记录了伙计们和受苦人给各门地主编唱的“堂号歌”:

  能打能算衍福堂 瘸子宝贝衍庆堂

  说理说法育仁堂 死牛顶墙义和堂(形容其为人固执)

  有钱不过三多堂 跳天说地复元堂

  平平和和中正堂 人口兴旺依仁堂

  倒躺不过胜德堂 太阳闪山竣德堂(形容其起床很晚)

  骑骡压马裕仁堂 恩德不过育和堂

  瘦人出在余庆堂 冒冒张张裕德堂

  大斗小秤宝善堂 眼小不过万镒堂

  婆姨当家承烈堂 球毛鬼胎庆和堂(形容其为人小器)

  上述歌谣对各“堂号”的描述虽然有所褒贬,但多为对其自然特征、人格特点、行为方式乃至生活习惯的概括和调侃,而少有阶级评判的性质,并不表明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态度。

  庞大的地主集团与所在村落社区的互动关系可以大致表明约半个世纪以前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上层意识形态与下层文化亦即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握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地方精英在沟通上下层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礼”字的本义即是祭祀仪式,所以礼治国家亦即仪式国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秩序与礼治文化,直至王朝的礼乐制度,都可以用一种通透的眼光来看待。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国家的礼治秩序正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在普通农家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这套礼治秩序与普通农家作为生存技术的一套仪式信仰体系是相互吻合与相互建构的。

  2. “走南路”-人口流动

  在人们尚能回忆起的三、四十年代,骥村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不缺少。除了地主家多有人在外求学、就职外,村里主要的流动者还有一些出外谋生的匠人。他们的流动方向大多是到延安一带,与陕北当地常提及的“走西口”相对,称为“走南路”。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曾是红色政权的中心,当时有许多修建工程,骥村的工匠有很多在延安做工,他们至今还在说“当时的中央大礼堂就是我们这的人参加修建的”。这些外出做工的匠人大多回到村里,并没有就此参加革命队伍,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是“给毛主席揽工”,“挣党中央的钱”去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骥村的一位祖传几代的著名匠人,他因手艺高超而成为当地非常出名的“师傅”,并且参与了当时延安许多重要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而且与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交往甚密,甚至党中央后来到骥村驻扎都缘于他的关系。此后,他作为著名的匠人甚至已经跟随党中央到达河北西柏坡,并进而被邀请进北京工作,但他最终还是做出了返回家乡“做生活”的选择,继续当一个本分的匠人,以至其后代因未能成为城里人而对他埋怨不止。这位匠人的故事典型地表现出骥村人执著于生存逻辑的生命态度,他们曾经极为贴近地接触到一个政权的核心,但只是出于生计,是去“做生活”,而并非真正与革命发生联系,并非去接受一套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真正与革命发生关联的过程是在后来革命权力深入到村落社区之后才发生的。

  3. 亚洲部”──革命政权的中心

  在骥村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过程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曾在此居住。在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共转战陕北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骥村达四个月之久(1947年11月22日至1948年3月21日),其间还在此召开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和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论著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等亦写于此一时期。当时的中央机关番号改为“亚洲部”,中央警卫团则称为“亚洲部三团”。骥村年纪大一些的村民至今还能把当年“亚洲部”住过的房子、设立岗哨的地方指给我们看,回忆起部队当时如何吃饭、吃些什么以及×××给毛主席站过岗,×××给毛主席做过鞋的之类的具体事件。共产党中央的入住使得这样一个自成一体的偏辟之隅骤然成为一个权力的中心,亦是当时正在进行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指挥中心。然而这里并非呈现为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场面,也许是处于风暴的中心反而相对地平静。

  “亚洲部”虽然指导着一个更大区域内的土改运动,但却并未将自身所居的骥村当作一个试点或典型。实际上,当时的“亚洲部”与地主集团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对当地富绅大族的态度亦不无矛盾。从大处着眼,抗战时期地主适宜加入统一战线,而且在国民党对边区禁运的环境中,他们在共产党统治地区是增加生产和减少通货膨胀的潜在同盟者;反之,马氏地主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也同样是矛盾的,当时作为宗族首领和行政领导的知名地主显然反对共产党对这一地区的接管,而且竭尽全力加以阻止,但马氏的子孙们却既有加入国民党亦有加入共产党的,既有服务于国民党军队也有服务于八路军的,甚至婚姻关系也使马氏与国共政治双方发生联系。因而,马氏并非在阶级斗争中被简单地指责为阶级敌人,而是统一战线中的伙伴,并且他们也从 1941年实施的“三三制”中获益(Rawski, 1986)。从细微处看,“亚洲部”由当地著名匠人牵线来到骥村,正是由于这里有大地主,有规模宏大、结构精良的窑房、院落,也有比较充足的粮食补给。当时中央主要领导所居住的窑洞就是同济大学毕业并留学日本、专攻土木工程的马醒民设计修建的,这座号称“新院”的石结构住宅高大气派、兼有中西建筑风格,其称作“九龙口”的斗拱造型美观,雕刻精良;窑房冬暖夏凉,天寒时在窑洞外面的地基下烧火,整个屋内的地面都是热的。据传毛泽东亦曾说过:骥村“是个好地方,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作为当时地主集团代表人物的马维新,在其全盛时期拥有土地(包括买地和典地)一千六百多垧,还有商号和放帐的收入。到30年代末他逐渐走下坡路。1940年当地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四成交租),当年在其家庭总支出中“公家负担费”一项大幅度增加,占到总支出的48.01%,到1941年又上升至56.6%;其收支已出现逆差。到40年代后期,公款公粮的征收继续增加,据有的村民回忆,从1946年到1947年就要了七次公粮,六次是都是地主家给的,到第七次就把仓库都打开了,地主家也没粮了(见访谈记录 yjg001gcm)。“能打能算衍福堂”的马维新在此情形下亦不免“苦闷”,其后来的郁郁而死,恐怕与此政局动荡和经济的下降不无关系。

  骥村有点年纪的人回忆起土改前后的历史时,常会说这样的话:“这儿的财主洪福齐天,享了毛主席的福了“,或者是“骥村的财主洪福大得恶了”。这主要是指斗争、吊打地主被“亚洲部”制止的事。时间大约是在1948年初,属于马氏四门和五门的三个地主分子(一女)被吊在老祠堂前的大柏树上用绳子抽,背上还压了石板,此举的目的在于“掏元宝”(挖出地主隐藏的浮财)。吊打地主的做法仅一天即被当时正在骥村的“亚洲部”制止,这与周围县区村庄普遍的斗争、吊打地主,使用酷刑逼浮财的情形形成较大的反差。从“亚洲部”与“扶风寨”的关系来看,的确有一种复杂的互动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存在。骥村这一村落社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过程,提供了认识一定历史时期内地主、农民和共产党之间复杂关系的场域:地主集团在此的生息和扩展造就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革命政权最初的进入改变并重构了地方社会与本土文化的景观。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精英的更迭替代,地主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让位于“穷哥们掌权”;村落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地位关系发生根本改变。而我们在此更为关注的,还有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观念的改变:地主从“恩德财主”变成“喝穷人血”的剥削阶级;农民从对地主尊称为××堂几老爷到在大会上“提意见”、诉苦乃至斗争吊打地主。这是执著于生存的本分的“受苦人”获得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过程,而这一转变正是在作为权力实践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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