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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
——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作者:郭于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9-13 | 点击数:22815
 

  二、一个村落生活世界的逻辑――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

  表演了上述祈雨仪式的骥村,坐落于陕北黄土高原,是老革命根据地,亦是我们曾经多次进入并准备长期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据点。这个仅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出头人口的小村庄在历史上有过令人瞩目的辉煌,让它出名的有两件事:一是出了号称“光裕堂” 有72户之多的马氏地主集团;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时曾在此驻扎数月。如今,当年的声名远播和重要地位都已烟消云散,这个归于平静和平凡的村落如同千百个普通村庄一样,默默地在厚重而婉延的黄土梁峁中过着自己的日月。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轨迹与社会变迁就象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壑壑与农人脸上的纹路褶皱一般历历在目。本文从一个人类学经常关注的角度――仪式活动入手,试图通过其传统仪式活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农家生活的演变透视这一村落社会的历史过程,并由此考查和理解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复杂动态关系。

  1. 信仰空间与生存状况

  骥村农家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仪式与信仰活动,它们经历了延续、中断和重建的历史过程。这些仪式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是与龙神有关的活动,具体而言就是每年的神戏和天旱时的祈雨。骥村目前有三座村庙:

  龙王庙,正殿供奉黑龙大王、青龙大王和白龙大王之神位,据说这三位龙王是三兄弟,专司雨水之事,青龙是大哥,黑龙行二,白龙是老三。据信每当天旱抬龙王祈雨时,只能抬青、黑二位龙王,白龙是抬不得的,因为白龙一起身就要下“冷子”(冰雹)。龙王庙两侧的偏殿配祀土地、山神、八蜡和仔蛾(虫神);显而易见,龙王庙集中了与农事有关的各位神灵,其职能与农家生活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除了上述干旱之年举行祈雨的仪式外,每年农历五月十五的“雨戏”是村民们对龙神的许诺,其时各位神明也都被请到村中心的戏台前,与凡人一同享受难得的娱悦。这构成一年中最重要的村社活动。龙王在神位上是最低的,但与农家的生存却是关系最密切的,因此当地人总是强调,“龙王是受苦人(种田人)的头儿”。

  菩萨庙,只有正殿一间,供奉观世音菩萨,庙牌上书写“雨露济人”字样。这位在民间几乎有求必应的神在骥村的职责倒是比较单一的,每次天旱祈雨抬龙王出山时,菩萨也要同时被抬出巡游。人们解释说:菩萨的神位比龙王大,龙王一出山,就要先去参拜菩萨,然后就一同出游,而菩萨手中的净瓶也被村民称为雨瓶瓶。近年来观音菩萨又增加了治病发药的职能。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佛诞日是菩萨庙的庙会,这一日村民们要给菩萨摆供饭、上布施,同时在庙中给娃娃戴锁(保平安)和替病人问病求药。

  黑虎灵官庙,与前两座庙宇不同,黑虎灵官庙不是村中原有后又重建的庙,而是近年新兴起的神灵和新建的庙。黑虎灵官本是佳县白云山(道教庙观)下的一个守山门的神,但民间有一套关于他救伤治病的传说,他因而成了以治病为神职的信仰对象。大约在80年代中期骥村出了一位能替神行医的人,当地称为“马童”,意即黑虎灵官派下来给凡人治病的。作为神灵的载体,他每次给人治病都是在“跌坛”(躺倒,无清醒意识地说病、开药)[2]状态下进行的,醒来后对自己所说全然无知。病者家庭除了付马童“鞋脚钱 ”外,主要须给灵官许愿,即在其庙会时上多少布施,或为其修庙、塑像、办会事等等。骥村的马童据说治病灵验,名声不错,时间不长就由于人们上的布施挣下不少钱,这钱是要用在神身上的,于是不久就修建了黑虎灵官庙,为其塑像、穿袍、挂匾。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五是其会期,其时让马童治过病的农家都自觉地把许下的布施送来,同时庙里还为年满12岁的娃娃举行过关开锁的仪式(即开启为保孩子平安而戴的锁,12岁是度过成长期中危险时段的年龄)。

  骥村的马童在周围一带有些名气,“他本人是粗人,也没什么文化”。在“跌坛”时所说的话、断下的药等他醒来时连自己也不知所云,因而人们认为实际上给人看病的是神,马童所说的是“神话”。从他嘴里开出的草药大部分山上都有,有些需到中药房买一下。药名的叫法用“神话”和当地话是不一样的,比如,白龙草就是白草,青龙草就是节草,药王根就是甘草,药母根就是野扁豆,前者是“神话”,后者是当地土话的药名。因为马童治病比较灵验(即黑虎灵官灵验),请他看病的人不少,也时常有邻近村庄的村民。在建造灵官庙的前一年,马童一年挣下四千多元布施,当然这是神神的钱,全部用于建庙和办会事。当问及村里人有病怎么办、什么时候求神神,什么时候看医生时,灵官庙的会长严肃地说:这脑子里要有个区别了,什么病人治,什么病神神治,要有判断了。比如肚子里有瘤,就得上医院治,象前几天×××胃穿孔,就得上医院开刀;但是有的病,比如身子发软,不能动,吃不下,做梦,又说不出什么原因,去医院查不出病,就得让神神治。总之脑子里要有数了,“邪病”靠神神,“正病”还得靠国家医院。(见访谈记录yjg007mrp-2)

  围绕着各类村庙的仪式与信仰活动构成骥村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和基本的文化价值系统,而这一系统与其生活世界和生存逻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融合与匹配的,它们构成村落社会一套完整的生活与意义体系,亦即本土的或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样的生活逻辑和意义系统以生存为基本取向,并因此而形成整合的、基本自足的和相互配合的乡村生活世界。不难看到围绕着上述庙宇的仪式与信仰活动都和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相关,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其深厚的生活底蕴:

  骥村是一个以农业耕作为单一生产方式的村庄。共有耕地面积2400亩,人均占有耕地约两亩。但全部耕地面积中旱可保收的坝地(沟底的平地,旱时可以浇上水)只有 120亩,仅占全部耕地的5%;剩下的都是梯田和坡洼地,水的来源只能靠老天爷普降甘霖。坝地主要种植烟草、葵花和一些菜蔬等投入大而收益也较高的作物,山上的梯田和坡地多种植黑豆、小米、洋芋(马铃薯)等杂粮,这些亦是骥村人消费的主要粮食来源。骥村位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其地理位置、地貌特征、气候条件决定了其易受干旱侵袭的特点。据方志记载:本县“十年九旱”,旱灾是最频繁、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从50年代到80年代有25年出现较大的旱灾;根据1952~1980年气象资料显示,29年共出现春、夏、秋旱32次(《米脂县志,1993年版,73-75页)。遇到干旱的年景,绝大多数梯田和坡地都会减产欠收。所以说到经济收入,村民们会告诉你:气候好雨水充沛的年景人均可达六百元上下,遇灾的年度连二百元也不一定能保证。而且产量可以的时候,产值不行,也就是东西不值钱,卖不上价;而收成少的时候,东西值钱了,却又没有那个产量了,说来说去,“因为是农民,生活还是不顶事”。他们形容经济生活最常用的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词就是“没经济”,是收入低下的意思。骥村所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从骥村所在的乡来看,全乡共十九个村,当年的乡级扶贫对象有四个村,骥村是其中之一。

  在这种以农业耕作为基本生计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土中刨食的技能,即是不是能够以种地养家活口就成为衡量判断一个人基本生存能力的重要标准。村中除了少量的石匠、木匠、泥瓦匠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在田里“做生活”的庄稼人,不知起自何时人们对庄稼人的称谓就是“ 受苦人”,在当地的语言中,“受苦人”专指种田人,这是约定俗成、不会产生任何歧义的地方性定义。我们在村中很快就发现,骥村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但凡身体略有残疾的男性,如盲人、半盲人、跛子,还有当地人叫作“憨憨”的精神残障者,包括有些残疾程度并不太严重的,比如眼睛并未完全失明或只有一条腿不便的,差不多都是打光棍的。骥村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一位盲说书艺人,因为在当地的职业规定中,说书是盲眼人的专职,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说书成为一门尚属不错的活口技艺,所以这位盲说书人因掌握了这一专门技艺而得以娶妻生子。在相对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做生活”的基本能力和智慧,是当地人们对人和事做出评判与选择的根本标准。当地生态环境和生产活动的特点使我们不难理解传统仪式活动和信仰观念的物质性基础。

  落村社区中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和重要事件场合离不开人与人、家户与家户的各种交往与互助,骥村农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存在着多种交换关系,用地方性概念来概括,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工”(劳动力、畜力、生产工具的交换)、“相伙”(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中的互助)、“行门户”(其他家庭遇有重要事件如红白喜事时送礼或帮忙)、“还门户”、“抱锁”(为子女健康成长认保爷即干爹的仪式)等都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表述交换关系的当地概念和实施的交换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交换活动并不仅仅是钱财的或劳动的交换,也不限于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互惠,正如对该村的交换关系做过出色研究的学者罗红光所指出的:农家劳动交换背后隐藏着文化意义上的交换,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积累超越了经济意义上的等价交换,而取决于无形的“等意交换”(罗红光,1996)。

  以我们在村中遇到的一位婆姨为例,可以说明“变工”这种交换活动的性质和意义。这位妇女的丈夫长期在外做木匠,两个孩子在县城上中学,平时家里经常只有她一人过活。耕种季节到来时她必须依靠别人的帮助,不失农时地把地种上。她家的地比较少,与她“变工”的人家来两个男劳力(耕地点籽一般需要三个人配合操作),还出一头牛,只需一两天就种完了;与其“变工”的家户的土地较多,需好几天才种得完,作为大致对等的交换,这位独自在家的婆姨在耕种的这些天中每天都得去给人家点籽,直至把地种完为止。一位妇女就是这样以较弱但持续时间较长的劳动力换取邻人的帮助而完成生计任务的。此外,人们还常使用“巧工变拙工”的方式,比如有男劳力的家庭帮助男人不在家的婆姨种地或干了其他体力活,这个婆姨到冬天就给人家织毛衣、做针线、做鞋等等。通常拙工指各种比较重的体力劳动,包括种地、圈窑、打井、背石头,垒灶等;巧工则是需要灵巧细致的劳动,如织毛衣、做鞋、缝制衣裳、做食品、年节或祭祀时给神做供饭等等。老乡们说:“农村就得靠这个,人家帮了你,就得还,基本上都得达到平衡,一般还的还要多些。而且这样的变工还要关系好些的,不然人家根本不跟你变”。“巧工变拙工”表现了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与合作,两性之间的交换与和谐互补,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以上的交换活动既有一种习俗约定的性质和约束力,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上的相互给予,这种约定虽然不具有正式契约的法律意义,但却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必须履行的责任与义务;而且人们在互助互惠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生计的需求,同时也在不断地付出和给予中积累着人情和信誉,亦即村民们经常谈论的“人气”与“铜气”。 这种不断重复的满足而又超越了实用性的交换关系形成了骥村农家在公共生活中的处世哲学,也构成约束其行为的规范与准则,从而建立起和谐互补、共存共荣的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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