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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传统的投射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费先生在对苏南模式的研究中，曾有精辟的论述：“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到一个家族的指导思想?家长做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又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吗?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7）。
乡镇企业的初始，以村落为单位予以发展，创造出非农业的就业机会，让村人得以就业。在苏南有90%的农民在乡镇企业生计，使农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质的变化。随之，也使传统的家族生活的功能和生活意识发生了变化。创造出在农村内部具有经济合理主义和企业精神的近代的经营者，然农村内部的权威主义的体系并没有崩溃。乡镇企业的发展无不是以农村传统的人们之间的行为整合为基础的。特别是作为集团企业的苏南型乡镇企业，村民之间的结合对企业以直接的影响。具体言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乡镇企业本身的建立依赖于门路、亲戚、友人等关系，获得有利的信息；(2)原材料的获得，技术的提高，贩卖渠道的打通要依靠私下的个人的各种关系；(3)劳动力的雇佣，与其说是能力不如说是村内的人优先，村外人还要取决于和干部的关系如何；(4)作为经营实体的家族和父系亲族集团的网络还在发挥作用。在很多地方以村的党组织为集团经营的形式，如同以家长为基础，组成一个家的生活单位，依家族形态为基础进行合股经营。雇佣机会各户均等分配，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赁金，其他的部分作为“分红”和福利，由村里人平等享受。外来的工人，除工资外不享受这些待遇。承担经营的领导的个人实力和权威甚被重视。承包者要贯彻平等的原则。在这里，儒教伦理的温情关系，家族结构的组织原则，无不得以体现。
此外，费先生还认为在乡镇企业中，乡营、村营的集体制的企业还遵守着“反哺”的原则。在苏南，乡村企业平均利润的20%作为农业福助金，还原给乡和村，集中起资金用于农业。在农民的立场看来，工业是农业的儿子。此种“以工建农”的出发点，正是中国传统孝的思想体现。
中国人浓厚的家族观，无疑使乡镇企业的行为也打上了家的烙印。这种家族观念使人视“家业即为企业”，治家即为治厂，家法、家规、家训乃成为企业管理的信条。
改革十几年来，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企业内部的重要管理职务多由家庭成员担任，形成一种家族式的或带有家族色彩的管理机制。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多数家庭目前已初步形成家庭统一经营，劳力专业分工的雏形，打破农村家庭等于农业家庭的格局。自1980年到1987年，大陆每年平均有100万户农户从家庭农业中脱胎出来，形成具有家庭工业的农业专业户。过去分了家而又重新组合起来的家庭比例也较多，特别是当家庭经营规模扩大时，求助于本家族及亲属的力量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三）边区开发与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边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始终强调因地制宜，注意民族特点。从1984年开始，费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从沿海转到边区又到内地，从东南移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民族地区。他始终强调“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要考虑民族因素”（费孝通语）。“而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费孝通，1987-03：221）。
中国社会的民族特征，从历史上开始就在不同民族的交错地带，建立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人们在这个区域中，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形成一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因此费先生提出了依托于历史文化区域推进经济协作的发展思路。如费先生提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两南兴藏”、“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就是基于地区文化传统而提出的。
费先生通过对临夏回族的考察提出“发挥回族人善于经商的优势，搞活区域经济。这个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区域联合的趋势，需要更大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协作设想应运而生。以河西走廊为主的黄河上游一千多里的流域，在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善于经商的回族长期生活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一千多里黄河流域连起来看，构成一个协作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3-09：218）。
临夏商业的繁荣给我们提出了利用传统优势来脱贫致富的例子。费先生在这里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发展主要靠善于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挥自己的精神文化”（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33）。因此，这个经济区的意义正如费先生所说：“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现在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3-09：218）。
80年代中期，费先生对甘肃的甘南和肃南进行了考察，提出发展“两南”，对于藏族地区的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这两个地方翻开地图一看，紧靠着青藏高原的边缘，历史上都与藏族有密切的关系。这“两南”能不能看作是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通过原属藏族重要文化中心的甘南这架桥梁可以把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通过在牧业改良上已取得成绩的肃南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族内地。因此我称它为“两南兴藏”的设想（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3-09：219）。两南地区历史上一直都是民族交错的地区，南方丝绸之路是连接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纽带，在此费先生提出“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3-0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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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2006-11-13 10:10:4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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