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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的维持，延续和再造
笔者在上面主要从横的方面，对费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进行了剖析。本部分主要在此基础上，从纵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其变迁与现代化的关系。从中也可窥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方式。
（一）传统的诠释和机制
解释家大师H. G. Gaclamer指出：“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因此，传统不只是“过去的已经固定的东西”（甘阳，1986－０３）。把传统放在创造性与未来性上，使得我们可以不断地开发、开采“过去”这一巨大的资源。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也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失败”（c.kluckhohn,1962:76）。瓦德在研究日本现代化的连续性时指出，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迅速而成功，应归根于传统因素的支撑与运用。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史证明，不但现代的制度与意识可以与传统共存并生，而且传统的态度与行为对现代化过程还有正面的价值。他把传统与现代当作相互支持的东西，即互以为力的双元体。二者的关系是共生，而非敌对的(R.Ward,1965)。费孝通先生60多年来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始终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正如主持授予费孝通教授以“马林诺斯基奖”的美国应用人类学会会长辛格尔顿在仪式上所言(辛格尔顿，1984)，把马林诺斯基奖授予这位学者(指费)，是因为他通过应用人类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就是如何把社区中的经济关系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美洲、拉美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近，费孝通先生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费孝通，1995-05）。
对传统的关注，是费先生社会人类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在江村的调查中，已经注意到强加的行政体制——保甲和固有的传统结构的问题。“在中国政治结合的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费孝通，1986-10：80）。
之后他对传统的界定，从传统社会结构的方面，予以解释。他认为，“传统是社会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乡土社会的秩序依靠传统来维系。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费孝通，1985-06：53）他的研究不断地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而得以发展、升华的。
记得1991年秋天随费先生去武陵山区做调查。在火车上费先生就学科发展，特别是和调查有关的内容先给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上了一课。当时费先生就说，我一辈子在写两篇文章，一是农民，一是少数民族。关于农民的文章从村庄到城镇、区域最后到全国，提出了一些发展模式；另一篇文章，扩展到边区的发展。这两篇文章构成了费先生从沿海到边区，下活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想。在这一整体思想中，费先生的研究驰骋东南西北，纵贯上下五千年。但有一点一直是其研究的重要出发点，这就是对文化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在此基础上来分析中国社会与发展的实际。
（二）文化传统与城乡发展模式
费先生关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都贯穿着他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思路。特别是已注意到乡村工业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如费先生在1949年9月，为《乡村手工业》一书写的《序》中，从诸多方面阐述了乡村工业的客观必然性，地位和作用，都市工业和乡村工业以及乡村工业的变质等。正如他回顾江村调查时所言：“尽管当时的农村在社会生活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但是它绝不是一个和四周脱离的封闭社区。它在各方面都和外界有联系，特别在经济上依靠着附近那个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集镇。我在江村调查时虽已明白这个情况，并已看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1）。他进入80年代后，关于城乡发展的问题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升华的。
在对城乡发展的研究中，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体现。正如他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一分析和评估”（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8）。
1. 立足于文化传统的模式论
在费先生提出的诸多模式中，往往是从地区经济和传统中寻求特点，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其动态的特征。1983年底，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调查组，到江苏考察。他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是这次考察的总结。在文章中费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模式”一词和“苏南地区模式”(苏南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他认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系统。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意义的经济模式。”
几年之后，他在《四年思路回顾》中，对模式的解释更加强调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他认为“‘模式’是指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它“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在这里费先生事实上一直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路子背后的地区特色和地区传统，即文化特色。依此费先生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一种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是一个地区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按一定的内部关系构成的协调一致的体系。是这一地域社会的成员所普遍接受，因而也是一种长期存在比较稳定的文化结构。它是一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思想和行为的整体。因此，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文化模式的视角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扩大了文化模式的理论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自本尼迪克特以来的文化模式论，无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苏南模式的提出，从另一个层面也是强调这一地区文化积累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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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2006-11-13 10:10:4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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