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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岩]从民俗的视角看礼俗社会的精英伦理
  作者:周福岩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1-30 | 点击数:16046
 

按“义”的原则要求“臣”只与“君”发生充分的面对面关系,在这种具体关系(一对一)中履行“义”的规范十分简单,忠奸之辨判然;但与其治下之民的互动却是建立在无可逃避的抽象关系(一对多)之上的,此时对从具体关系出发的“义”的规范的履行将十分牵强。而处理抽象关系的能力(“智”)是整个儒学背景中很不被重视的方面,历史上有许多“清官”因自矜德行、刚愎用事致民怨沸然,而许多庸官却因其无所作为能与民生息。更关键的是,这些游离于相互依赖格局之外的“臣”所面临的以非道德形式攫取物质利益的诱惑将变得十分巨大。

儒学虽不排斥对外在物质利益的追求,但更强调内在精神利益的优先性。“安贫乐道”多被鼓励。在古代的自然经济下,道德观念普遍地否定或鄙视对利益的追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礼记》也说,“临难勿苟免,临财勿苟得。”与这种道德观对应的人生观也必然是乐天知命。孔子评价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本人也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新儒家更把这种“安贫乐道”思想推到极致,把内在利益(天理)与外在利益(人欲)对立起来。其实“人欲”(私欲)恰恰是以自我牺牲为特点的儒家普遍利他主义最无法整合的因素。

在普遍利他主义的视角下,“非必需的”外在物质利益的回报使“善行”丧失了所有意义,更可能使追寻内在精神利益的进路受阻。“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戚戚的原因就在于欲壑难填,它威胁了对超越的德行的追求。王夫之曾经表述过他对这种矛盾的忧虑,非常富于代表性:

善者非以赏故善也,王者以赏劝善,志士蒙其赏而犹耻之,小人则怀赏以饰善,而伪滋生,而赏滋滥。乃流俗复有阴德之说,谓可劝天下以善,而挟善以求福于鬼神,俗之偷也……驱愚民,胁君子,而道遂丧于心。(王夫之,1906118

《中庸》里也说:“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儒家对“本然之善”的“存”、“劝”并没有任何来自社会层面的实质的可交换性驱力,为圣为贤全凭一种神秘化的养“浩然之气”的习律。不可度量的以言利为耻的性情倾向替代了可测度的制度化的角色规范,成为功利滔滔的社会世界中脆弱而常被偷换的行动张本。“道心维危”,正说明传统社会当“义”被“利”所淹没时,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和道德异化的深广度。因为崇高的价值共识难于在全社会达成,即便是规范共识也往往是形式化的,充满了“怀赏以饰善”的虚伪性。

前面已分析过,儒家伦理是一种具体主义的伦理,它偏于对“一对一式”具体关系的反思;而对“一对多式”的抽象关系未加以充分考虑。这导致政治精英们在处理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时,面对各种社会事务和情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得不持一种模糊的、或激进或保守的、难以统一的态度。“治国/平天下”的行为依据相当不明确。既有“目的论”(如一种近似的行为功利主义立场)的成分,也可以有“义务论”的成分(如为处于饥荒时期的民众提供生计)。前者偏于道统,以“推恩济世”为务;后者偏于政统,以“忠君”为务。由于儒家官僚是依据道德行动中心角色的自我意象,而不是按等级制度下的角色本身来确定他们自己的社会角色和道德态度的,这样就使他们的政治活动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业余性”。“君子不器”的口号既阻碍了官僚制的理性化进程,也排斥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使帝国的行政成本很高,效率却很低。

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尽管很早就成熟了,但它与韦伯所界定的近代科层制全然不同,毋宁称它是一种疏放的“逐级代理制”更准确。这种制度全靠权力等级的道德纯粹性来维系,是一种以“道德和政治浑然未分”为特征的制度。由于其中缺乏一个可以评判的职业标准,道德就成了惟一的检验其成员资格的标准,而道德的标准化只能是靠把道德简化为“道德姿态”才能实现,这不可避免地促成了道德的异化。因为道德的拥有与否不能凭“道德姿态”来判断,后者的“可模仿性”太强。当伪装的“道德姿态”与真正的道德修持不能协调时,这种制度就陷于瘫痪中了。历史上,“君子失德”引发天下大乱、豪强纷起的局面反复出现就是证明。“逐级代理制”不能有效地阻止偏离道德行为的发生,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们也经常凌驾于真君子之上。他们总能够“解构已建构的,曲解已理解的”,借助权力和文化“场域”本身的象征资本,获取“场域”以外的利益。伪善媚世的“乡愿”被孔子视为“德之贼”,但此类人物恰恰是这种制度本身最合逻辑的产物。他们十分灵活,在以迂回虚伪的方式进一步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利用文化和同时代人的认可、利用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的合法性而不触犯行政法令。孟子描述他们“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孟子·尽心下》)可见在这种制度中,平庸官吏的保身主义与贪官的利己主义能够悄然、广泛、不可抗拒地发挥影响,并很轻易地颠覆孔孟之教,使官僚阶层逐渐退化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势下,儒家伦理学说变成为彻头彻尾的掩藏着支配关系的统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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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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