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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许多人文学者往往在人文研究与人文关怀之间打上一个等号，把自已的同情注入到研究工作中，我不赞同这种做法。在理工类科学中，明确区分有理论科学与工程科学，大家知道，医学可以分为病理与临床，数学、物理这些基础学科也能分出理论与应用两大类。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似乎没有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这样的区分，但我认为，应该作这样的区分，而且我坚持认为纯粹的理论工作者不必过于执着于什么人文关怀。
其实，顾颉刚早在80年前就已经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阐释过求真与致用的差别：
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3]
学术伦理是一个至今尚未取得普遍共识的话题。举个简单的例子，解剖学之父维萨里曾经多次冒着被逮捕杀头的危险偷盗尸体进行科学研究，这一行为显然是“反伦理”的，但是，他求得了顾颉刚所说的“真知”，他的《人体的构造》间接地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所以说，所谓的学术伦理其实是一个很难取得当下结论的话题。而且，用伦理学的话语系统来对方法论模式进行价值评判，用一种有争议的理论来全盘否定“故事实验”，是不是也有人文暴力的嫌疑？打着人文关怀的旗帜，否定对于科学方法的探讨。
而我所探讨的，恰恰只是民俗学的技术操作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实验方法是否有助于人文学科的“求真”目标，而不是它是否违反了由伦理学家所规定的学术伦理。
【刘宗迪】
这场争论本身就涉及争论双方的价值取向问题，因此看来是永远也没有尘埃落定之日的，庄子不是说了吗：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也许正可由此见出。自然科学的官司，有一个最大的裁判者，那就是实验室或者观测结果，人文科学则没有（在历史上，有多少次，人文科学的争论是以刀光剑影、枪炮轰鸣、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而告终的？）就凭这一点，人文科学也成不了科学，而现在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者喜欢标榜科学的方法、使用科学的语言，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是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界衡量知识的唯一标准，这种语言也成了当代知识界的唯一通行的语言。你不用这种方法作业，或者不用这种语言讲话，你的功夫再了得，也没有你的用武之地，也没有你说话的份，因此，各门学科纷纷加入科学的合唱，学起科学的腔调说话，好的，确实是出于一种知识的自觉，坏的，则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附炎趋势，只是想沾点科学话语霸权的光而已。
所以，我觉得，社会科学对于科学化的追求，在很大意义上只具有修辞学上的效果，这就像如今美国称霸，英语也跟着成为世人追捧的“绩优股”，害得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学英语，而中国学者的写作从语境（引文）到词汇（外来词）到句法（从句、长句）等等，也早已经打上了英语的深深烙印。当然，这并不是全部。
知识标准的科学化，才是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的更根本原因。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最终标准，就是可证实性（逻辑实证主义就是以可证实性作为划分知识和形而上学的最终标准的），简单地讲，只有当你的一个命题，能够被别人在异时异地（比如说在别的实验室中）在相同的边界条件下（比如说温度，湿度，重力等等）再现时，才使可证实的，才是有意义的，才算得上知识。
离开了条件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就没有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有效性也正基于这种可控性，说穿了，自然科学的目的不就是控制（技术）吗。
由此标准看来，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一项研究是称得上真正科学的研究，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而人和社会是任你用什么办法也无法控制的，即使你能控制人的行动，你也无法控制人的大脑活动。
我们民俗学同行所津津乐道的田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比文献研究更具科学性，因为田野就摆在那里摆着，因此田野研究的成果可以复查，可以检验，果真如此吗？你复查给我看看。从你结束你的调查之时起，田野就已经变了，你永远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话是赫拉克利特讲的吧。这个质疑对于爱东的故事传播实验同样有效。
在此意义上，田野研究其实远远不如文献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因为文献起码能够摆到大家面前。当然，我决非否认田野研究的价值，但田野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科学性和精确性（这它永远也达不到），而恰恰在于其精神性、人文性，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更接近活泼泼的民众的生活、文化和心灵，从而扩充自己的心灵。但是，恰恰因为不少人误解了田野工作的目的和价值所在，把科学性当成了田野研究的追求目标，因此，我们从他的田野研究中看不出心灵和生活的深度，而只有对既有的已经被别人说了一百遍的"科学的"结论的重复，田野是活泼泼的，但有人从田野上获取的却只是死人的骷髅。我正是在此意义上，反对爱东关于田野是理论的检验场所的说法。
读时下一些田野研究成果，尽管田野作业的地点、时间、对象和发现的材料千差万别，异彩纷呈，但奇怪的是，最后得出的却往往是千篇一律的结论。我想，假如田野研究知识对已有的结论的再次验证，何必田野？我呆在家里舒舒服服的读几本书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观念。其实，这样的田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田野之前，结论早就是现成的了，结论与其说是从田野中发现的，不如说是自省的产物，但是因为缺乏心灵的深度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这种自省只能重复别人的心灵。
爱东的试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论文的书写给人的印象是你的结论是严格的试验和统计的结果，我相信那些数据的可靠性和精确性，但是，问题是你最后的几点结论，我不做试验，能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呢？这些结论是不是早就在你设计试验时就已经暗自夹带进了呢？
即使我们承认田野具有可控性，因此能够成为检验理论的场所，这样的检验又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的可控实验、观测和检验得出了科学的定律和公式，最后可以用来发展技术，对自然现象和物质进行控制、利用，让原子爆炸，飞船上天，造福或者祸害人类，那么，社会科学的可控实验、观察和检验也是为了对社会进行改造、开发、利用了？确实如此，其实，现代社会科学的动机之一，正源于启蒙主义时代改造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冲动。现代化首先需要动员整个社会、全体民众的参与，要发动群众，就必须知道，如何才能发动群众，把群氓从"愚昧、迷信、被动、懒惰、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中动员起来，也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于社会施加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教育、制度建设、政策、政令等等），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和科学定律的格式相类似的"影响-反应"式的问题。
正如自然科学源于对自然能量的实验和开发，社会科学则是源于这样的社会实验和社会动员，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政府干预和改造社会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利器。
但是，正因为人和社会并不像自然那样是绝对可控的，因此这样的社会动员和改造就往往以失败和灾难而告终，在伯克、哈耶克等英国学者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再很大程度上正是归咎于社会科学的傲慢和偏见。
现代中国深受法国式社会科学和革命思想之害，这已经是有目共睹，而窃以为民俗学能够对于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对于传统的研究和阐发，为在知识界促成尊重传统文化、民众智慧、文化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的共识、从而克制社会科学和精英集团包括知识精英的虚妄、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做出贡献。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学术和技术问题。
我相信把田野作为理论试验场的做法是和这种追求背道而驰的。因为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把田野当成了供学者随意拿捏的材料和对象，而不是学者应该虚心倾听和尊重的智慧源泉与生活方式。
技术层面的操作能否成功，首先需要我们在伦理层面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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