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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我要讨论的正是宗迪所不屑讨论的技术操作问题，而宗迪一下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学术伦理”的高度来进行讨论，并且多次指责实验方法是“不仁不义”的方法。
我反对。
宗迪提到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别忘了哈氏在该书自序中提到，写作此书最初几个篇章的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伦敦较为悠闲的时光中写成。我无力对抗落下的炸弹不时打断的环境，便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个远离现实的题目上。”所以，他强调“这些零散的思想训练是由其背景决定的。”[2]
哈耶克是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它反对的是西方过度使用的科学与理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所以他强调把社会科学当作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来看待，以制约科学滥用带给人类的危害。他的理论背景与我们的现实背景天差地别，西方社会所过度使用的科学与理性，恰恰都是我们民俗研究中所缺少的，所以说，站在西方科学伦理的角度，哈氏理论有其积极意义，但放到我们的民俗研究中来，似乎远了点。而且即使是西方，哈氏理论也只是一家之言。举个例子，某个大腕得了富贵病，一个乡下老太太见了，对她老伴说：“你看，人家成功人士都在节食，我们也得提倡减肥。”
在20世纪中叶之前，科学与人文被当成是互不相容的两种知识系统，1970年代之后科学哲学的长足发展，使得科学与人文得到了深度结合。当人文知识日益进入科学领域的今天，我们凭什么非得阻挡科学方法向人文领域的介入呢？人文领域又有什么理由坚持“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这不是“人文暴力”又是什么？
宗迪所谓的“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完全是伦理观念给予的视角，在科学的视野中，并不存在“上”与“下”的分别。在伦理的视角下，A给B一块奶酪，C认为这一举动是“奉献”，是自下而上的；而D认为这一行为是“施舍”，是自上而下的。个体体验的差异，可以导致对于A的行为价值做出完全相反的评判。但在科学的视野中，A给B一块奶酪，只是表明B需要一块奶酪，而A提供了奶酪，既非自上而下，也非自下而上。同样，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别，又何尝不是人为划定的？宗迪一方面猛烈抨击人类“为自然立法”，为何反过来又用这些未被证明合理的“法”来对我进行指责呢？
如果纠结于学术伦理，可能离开具体的民俗研究远了点。我还是希望能回到技术层面来继续我们的讨论。
【刘宗迪】
伦理问题并不是不能讨论的，伦理并非是完全个人的相对的，而是自有其超乎主观的普遍性，否则伦理学和道德就毫无意义了。道德源于人的社会性，因此，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范围内，伦理是有其普遍性的，因此也是可以讨论的。伦理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共同体的目标的选择问题，一个共同体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共同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目标并不是无中生有，或任意约定的，它一方面来自于历史的传统的继承，一方面则是基于现实情境的选择，因此关于伦理-价值-目标的讨论，归根结底就落实于关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当下情景的讨论，就中国民俗学这个学术共同体而言，如果我们要维持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并在学术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形成相对普遍的伦理和价值共识，也就是说要有共同的和明确的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每个从业者可以有自己的学术目标甚至功利上的私心）。而伦理-价值-目标的讨论正是路经-方法-技术层面上的讨论能够健康展开的前提，因为只有明确了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才知道怎么干，因为只有明确了目标，我们才会更清醒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方法，才不至于因为目标的模糊甚至迷失而陷入对方法的盲目崇拜和胡乱使用之中。
所以学术伦理问题的讨论并不是纯粹主观的意气之争、信念之争，而是所有严肃的学术讨论赖以展开的前提，是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奠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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