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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中看藏族圈与其他通婚圈缺少联系，但实际上藏族与南方一些民族除了族源、语言等方面有相近之处外，部分地区的通婚现象也很普遍。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这种通婚关系就多有反映。如据对云南贡山县4个村的调查，怒族中有40％“与藏、白、傈僳和汉等民族通婚”［4］（p212）；在云南宁蒗县，近数十年来，纳西族的阿注中民族成分增多，“特别在一部分女子的男阿注中，不仅有普米族和汉族，而且还有藏、白、回、壮、傈僳、彝和丽江的纳西族，尤以藏族所占比重最大”［4］（p208）；云南兰坪县普米族“与藏族通婚者较多”［4］（p211）。只是从民族整体来看，与这些南方民族的通婚率还未达到连通线2．0％的程度，如怒族与藏族的通婚率达1．97％，纳西族与藏族的通婚率达1．37％，珞巴族与土家族的通婚率达1．95％。故我们将藏族圈划入南方民族通婚圈的范围。
另外，还有朝鲜、俄罗斯、高山、景颇、黎、畲、等6个民族没有被纳入到地方通婚圈内。俄罗斯族、高山族与汉族的通婚率很高（分别为74．04％、71．78％），与其他民族的通婚较少，虽然俄罗斯族与蒙古族、高山族与满族的通婚率也超过了2．0％，但由于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原因，划入东北圈都不太合适。而朝鲜、景颇、黎、畲等民族除与汉族的通婚率较高（分别为7．59％、12．64％、12．78％、49．9％）外，与其他民族的通婚都没有形成规模。
表3 地方族际通婚圈
从分析来看，地方通婚圈（包括亚圈）的形成主要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可以说，产生规模性族际通婚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地域的联系。显然，信仰、语言、风俗等文化的共同性或相似性的形成，也是以地域因素为前提条件的。划分通婚圈的第二个因素是宗教信仰，该因素在西北民族通婚圈的形成中表现最为明显。西北B圈的民族在语言上多属于藏缅语族，与相邻的南方A圈民族接近，宗教信仰对通婚关系的阻隔成为划分两个通婚圈的主要原因。语言则是第三个因素。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族际通婚现象迅速增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各民族人口相互流动，地域的隔离作用消减。在西北民族通婚圈内，由于宗教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故地域阻隔的减弱并不能很快导致族际婚姻的上升。当然，在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的族际通婚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一般城市高于农村，散居区高于聚居区。以回族为例，据对户籍抽样调查，1996年，北京牛街地区回族的族外婚率为56．7％；宁夏银川市新城区朔方路派出所管辖区域内，回汉民族通婚率为26％；同心县韦州镇的回汉通婚率仅6％［17］（p124～126）。
通过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56个民族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表现在婚姻方面，通过各民族间的通婚，不同民族的成员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由姻亲关系发展至血亲关系，实现血缘的交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之进一步发展。这种民族交融现象的出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结果，是各民族间隔阂与偏见逐渐弱化甚至趋于消失的现实体现。可以预见，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和规模的增大，各民族间族际通婚的现象将会更多，中国各民族在大通婚圈内的联系会更为紧密，受到民族分布区域的影响，地方民族通婚圈内的族际婚姻也会更为频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将不断加强。还应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不会随着这种民族间通婚现象的增多而很快消失。由于中国实行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少数民族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故民汉通婚后生育的子女主要选择非汉族一方的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习惯上子女族属随父亲，（注：据对青海土族的调查，在族际通婚中，子女的族属习惯上随父亲。近年来对少数民族在升学、计划生育等方面有各种优惠政策后，汉土通婚的家庭，子女普遍申报少数民族，族属上随母亲［9］（p162）。在对云南元江县的调查中，白汉通婚的家庭，常有姓汉族父亲的姓，报白族母亲民族成份的情形［9］（p404）。）而个人民族意识的培养与其对族称的认同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不论从民族人口数量还是民族认同角度来说，一些少数民族都不会因为与汉族通婚而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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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03期，第20～27页，文中图表等请参见纸质原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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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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