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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美疏华善筹谋
仅从日本朝野上下各类“村”集团为谋求一己之私的TPP论争来看，我们的确难以对日本人的村共同体意识给予好评，甚至会因此说日本人目光短浅，缺乏主见等等。但是，其实，村共同体意识下的日本人并非一般人所误解的那样缺乏主体性，亦并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短视，莫如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精于谋划，才使得弹丸小国能盘踞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即便是今天，日本亦依旧是举足轻重、不容小觑的经济体。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人这种村共同体意识及其行为模式，为日本打造了一个超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富强的国力（玉城哲：《日本的社会体系》，第23页）。文首笑话中描写的日本人的形象，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日本人的一个误解，而且这种对日本人的误解，已经影响了我们很久很久了（高野阳太郎：《“集团主义”的错觉———日本人论的误解及其由来》，新耀社，2008年）。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日本政府宣布加入TPP协商进程也可以视为一种从众行为，但这种从众行为的选择，并非日本担心其被环太平洋诸伙伴关系国家给抛弃，亦非担心其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村八分”（排挤）才做出的决定。美国敦促日本加入TPP，确有挟日本打压中国之意，但是，日本加入TPP却并非完全迫于美国的压力。梦寐以求做亚洲老大的日本，随着中国的崛起，醒悟做大无望，在日本民主党夺取政权后，为了应对中盛美衰的国际变化，为其将来谋求一条既不依附中国亦不受制于美国的阳光大道，新政权伊始就高调宣布“日本新政府宣言重视亚洲外交，其支柱是东亚共同体构想”，结果鸠山由纪夫首相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政府退而求其次，才有了菅直人首相主动提出日本要加入TPP。日本谋求加入TPP更非短视行为，而是瞄着中国早晚会加入TPP而抢先设防，意在以小搏大，先发制人，为渐呈日薄西山之势的日本的未来谋求一席之地。
TPP是一项综合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它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货物贸易条款，也涵盖了竞争政策、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透明度、临时入境、战略伙伴关系等新内容。可以说，这是一项内容全面和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中国参与的TPP，相关的经济合作恐怕也将很难奏效，虽然现在的标准中国难以加入，但是，从经济合作大势来看，“中国加入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情。”（张蕴岭：“TPP为美找到重新主导亚太市场构造突破口”，中国经济网站，2011年11月23日）日本积极加入TPP，也正是基于这些预见才做出的决策（参见《TPP研究会报告书》，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2011年9月1日）。
日本政府宣布加入TPP协商进程后，在其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反对加入TPP的议员组织“慎重考虑TPP之会”的会长、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山田正彦甚至亲自到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诉说反对日本加入TPP，而且还拜访美国政府、议会及行业团体的相关人员，并对美国国务省的官员表示：“日本的国会议员半数以上反对参加ＴＰＰ。如果美国强迫日本，必会产生反美的感情”（“山田前农林水产大臣在美国再度强调反对参加TPP”，《读卖新闻》2012年1月12日）。这一切，使人觉得在日本加入TPP与否的抉择中，美国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本文开头给出的笑话中的船长角色，好像日本参加TPP完全是受迫于美国政府，于是，对仅宣布加入TPP协商进程的日本之后会怎么发展，也都成了未知数。
但是，就目前国际格局的现状而言，鉴于日本国民性的特点，山田此举，无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日本在今后的TPP协商乃至谈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国利益造势而已，其本心亦未必真的就是想要反对加入TPP。将来，日本不但其自身会加入TPP谈判，而且还一定会努力扩大TPP的影响，并处心积虑地促动中国加入TPP。
中国与日本，虽只一衣带水，却如隔千重雾。日本国民性研究，因缺失研究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看日本往往就像庸医把脉，貌似胸中了了，其实却是指下难明，于是为掩尴尬，很多人还在毫无愧色地抱着《菊与刀》，整日云里雾里地对日本人评短论长，如同嚼蜡似地重复述说着日本人的二重性，点评日本人的“耻文化”。提到日本的村共同体意识，便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村八分”，及日本人迫于“村八分”压力下的集体行动。
社会心理学认为，影响人的从众行为的要素主要有三种：规范影响、信息影响和参照信息影响。其中，规范影响是通过社会沟通或来自他人的群体压力而发挥作用的，这里的“他人”通常是有吸引力的他人，他们拥有奖励从众和惩罚越轨的权力，群体监控会提升从众行为；信息影响是通过与相似他人的社会比较而运作的，相似他人提供了关于物理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信息，其两可性或复杂性会增强从众。无论是规范影响还是信息影响，人们都是遵从观察到的他人的行为，就像文首笑话中描绘的日本人的刻板印象那样，原始村共同体的“村八分”的威力也主要是体现在这两方面。但是，现代日本人的“缘人共同体”的行为却未必全是可以用规范和信息就能解释清楚，必须借助“参考信息理论”，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对群体规范的遵从实际上是基于对某人自我定义的遵从，而不是源于对人际压力的遵从。”换言之，参照信息影响是通过自我范畴化（即认同）而发挥作用的（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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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1月18日13 版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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