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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人行止仍依旧
为此，我们有必要先简单梳理一下日本人的村共同体意识及其行为模式的主要特点。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点，“村”的成员为了避免被“村八分”（因违反村规而受到全体村民严酷排挤），皆对所属“村”集团拥有异常强烈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第二点，“村”社会是一个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社会，但绝不是非竞争社会。村内成员间遇事相互谦让、坚忍守序，但不同的“村”集团间的竞争，却是极为惨烈的，没有道德可言；第三点，“村民”对其直接归属的伙伴性小集团的忠诚，远远超过对更大社会组织的归属和忠诚；第四点，“村”集团内部的个人积怨，往往以谋求小集团整体利益的形式向外宣泄。（玉城哲：《日本的社会体系》，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3年，第19-21页。）
识者所见略同，也有其他很多学者，对日本人的社会性格得出了与上述近乎同样的研究结论。例如，有学者指出：“在道德问题上，不是服从于某种普遍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而是尊重人际关系的伦理，这是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准则。”（源了圆：《文化与人的形成》，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2年，第65页）
每一个“村共同体”，换言之，也可以称之为“缘人共同体”，“缘人”们在界定自我的人际关系圈子时，一般是依据彼此关系的远近，由内向外依次分为“身内”（亲人）、“仲间”（伙伴）和“他人”。虽然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都存在着这样有意或无意的划分，如与中国人由亲人、熟人和生人构成的人际关系圈子就很类似，但其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并非完全基于血缘资格而是基于包括其他因素的某种机缘（血缘、地缘、业缘或者其它因素）走到一起的个体组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日本这种缘人人际圈子最大的特点还在于，日本人在这几个圈子的交换模式是不同的。这三个人际圈子内外区分鲜明，待人接物依据双重标准，越向内，感情因素越浓，越趋于感情型交换；越向外感情因素越淡，越趋于交易型交换。“身内”是一个感情最浓的圈子，适用娇宠法则；“仲间”是一个半感情、半计算的圈子，适用“义理”法则；“他人”则是完全不需要投注感情、实行公平法则的圈子（详见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第四篇），有时对“他人”的疏远与不信任，发展到极端，甚至会将同一社会中的“他人”不以人相待。
从日本人的村共同体意识及其行为模式特点来看，说日本决定加入TPP协商进程是其国民性使然，倒也不算错。所谓的现代发达国家——日本，尽管对众多的大小集团，已经不再以“村”相称；所谓的现代日本国民，虽然按照现代的呼称，大多应该分别称其为都民、道民、府民、县民、市民、町民，而不是什么村民，但从其社会心理来看，日本社会就宛若一幅大村套小村的曼陀罗图案，其国民不过都是在根深蒂固的村共同体意识指引下的、由无数小村落统合在一起的略大一点的大和村民而已。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关于是否加入TPP的争论日趋激烈，其实就是在这种村共同体意识驱动下的日本各类“村”集团的角力使然。
围绕是否加入这个旨在追求高度贸易自由化的跨地区多国经济合作组织的问题，日本朝野之间、执政党内部、阁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皆以谋求日本国家利益为口实，但实际上多是从自身所属的“村”——缘人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形成了完全对立的意见。
其中，行业团体中，成员多为工业生产集团的“经团联”态度积极，认为“不通过经济协定扩大外需，日本就没有未来”，而“日本农协”则以“加入TPP将毁灭日本农业”为由坚决表示反对。2011年10月25日，日本农协还发动356名议员联名向众参两院议长请愿，反对政府参加ＴＰＰ谈判。配合农协活动的政治家，也未必真的就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恐怕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的选票，“日本农协”反对TPP也未必是出于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其实，日本的农业，无论其是否参加TPP，其将来都是非常堪忧的。因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新近公布的“关于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农业后继乏人，农业劳动力已经由2006年的320.5万人降至2011年的260.1万人；务农人口高龄化逐年加剧，2006年务农人口平均年龄是63.4岁，2007年为64.0岁，2008年为64.7岁，2009年为65.3岁，2010年是65.8岁，比企业法定退休年龄都要高出6岁。再过几年，若务农人口平均年龄超出70岁，估计离日本农业崩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说，如今日本的农业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从这个意义上讲，参加TPP谈判对日本农业而言未必全是坏事，相反，或许能成为一个农业再生的好机会。（“政府内部文件露真言”，《每日新闻》2011年10月28日）但日本的农业团体却一掷连声地反对，究其原因，并非完全考虑农民本身的利益，而是因其作为一个机构所垄断的既得利益本身受到了触动。所以，有些赞同加入TPP的论者指出：日本自战国时代至今，虽历经国难，在各种制度和表面的国民意识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国民性格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而今机会终于来了，加入TPP将成为彻底根除日本人的岛国根性和官吏根性的最后良机（小山清二：“ＴＰＰ将成为日本变革国民性的良机”，参见公益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网站政策布告牌“百花齐放”专栏，2011年2月11日）
不过，已经几乎成为日本文化基因的村共同体意识并不会轻易被改变，因为恰如有日本思想史家曾经指出的那样，“日本人的社会性格的基础，依旧是小农式的”（源了圆：《文化与人的形成》，第44页），“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日本农村社会，将日本式的人及其行为模式持续植入城市和企业社会的过程”，“虽然实体的村庄无法搬迁，但是，却实现了精神意义上的村的搬迁”（玉城哲：《日本的社会体系》，第15-17页），乃至人们曾一度称“大东京实质上也是一个大的村庄”（福武直：《日本社会的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38页）。另外，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中日本灾民的坚忍淡定与非灾民的慌乱冷漠，也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当日本人通过自我范畴化进行身份认同时，或隐或现的“村共同体意识”仍然是其依据的重要标准，经济兴衰亦难将其轻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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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1月18日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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