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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文学理论的学术史意义
我们在阐释钟敬文先生的大文学理论的同时，更应该发掘和认识这一理论的学术史意义，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具有学科史价值的层面上来理解与接受这一理论，或许这才是钟先生的大文学理论的富于人文精神的本质意义。
历史地看，钟敬文先生提出大文学理论并非偶然，这是他在长达八十年的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的精思之言，是钟先生立足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建构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和文艺学思想，也展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历史状况和演化特征。早在1935年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钟先生就已指出民间文艺是“和普通的文艺（文人的文艺、书本的文艺）有着很不相同之处的”，应该创立以民间文艺为主体的相对独立的民间文艺学，[17]这是他第一次把民间文艺与作家文艺视为文艺的两种形态，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早期民间文艺学者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顾颉刚、常惠等人研究的发展。早期学者由于大多从自身的专业出发来倡导和研究民间文艺，因而使得民间文艺一方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进而开启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先河。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开端还不具备学科意义，由于早期学者都有自己相对确定的学科领域，他们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就必然地带有各自的学科特征，因而这些研究也就往往不是在一个统一的学科视野内展开的，还不是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学科领域上来整体的、深入地探讨民间文学，在这个学术史背景下，钟先生关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性构想也就具有了深远的学术史意义。当然，钟先生也接受了早期学者运用多种学科方法研究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及其成果。这也是民间文艺研究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的重要特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学全面照搬苏联模式，民间文艺学亦如此，纯粹的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对民间文艺进行研究，排斥了早期研究的多学科方法论传统，使得曾经一度有长足发展的民间文艺研究陷入困境。不过客观地历史地看，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艺学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经过钟先生的艰辛耕耘和大力倡导，通过培养后备人才、开展学术运动、倡导文艺学的社会学研究等，[18]在这三十年中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地位，而且是在相对独立的层面上来研究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内涵，因而民间文艺学呈现出区别于前三十年的回归文学本体的学科性特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被大量引进，一时间中国学术界进入了全新的研究阶段。针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第二个三十年的研究忽视民间文学特殊性的问题，钟先生撰文呼吁必须重视民间文学的特殊性质，他认为，民间文学既与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同属于总的文学的一部分，但又是普通民众的口头创作、传承的语言艺术，因而有必要运用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其它学科的方法来综合性地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充分、全面地把握民间文学的内涵。[19]于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开始并实现了方法论和学科本体研究的全面拓展。可以说，迄今的二十年里，中国民间文艺学在钟敬文先生的学科对象特殊性定位的理论倡导下，在他的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下，出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与方法论革新。中国民间文艺学这一时期也就体现为学科本体与方法论两个层面共同互进、长足发展的特点。
二十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年，钟敬文先生不辞世纪老人之累，仍以崇高的学术品格与卓越的学术精神全心关注学科的发展进程，抓住学科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以可贵的学术创新意识参与中国学术界回应西方理论界对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动，大力声援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创立文化诗学的学科性拓展，并以敏锐的学科意识把文化诗学的创建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反思对接性的联系起来，把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性与现有文学理论忽略民间文学的缺失联系起来，把民间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与文化诗学语境下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联系起来，从而在广阔的学科视野和开放的研究方法这两个层面上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贡献，拓展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而对于中国民间文艺学近年来过度偏离文学本体、对于现有文学理论长期局限于作家文学的非整体性文学研究、对于正在构建的中国文化诗学都具有深刻的学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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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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