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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作家文学也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对象分析，出现了以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并存的文学理论，因为此前的文学理论的对象更为准确地说只是作家文学中的一部分…精英文学，另一部分通俗文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研究。一些文学理论开始把通俗文学纳入到文学理论的框架中来，孙文宪主编的《文学原理》即较为系统和科学的考察了通俗文学的基本规律，[11]（P169）陈必祥还出版了专门以通俗文学为对象的理论著作《通俗文学概论》[12]，这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而言也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要言之，现有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缺失和局限性，同时，文学理论界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表现出弥补这些局限的理论反思。尽管如此，这一理论反思仍然只是边缘性的思考，只是一种有限的、初步的、亟待促动与强化的理论反思。因此，这种反思应该说是在当前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遮蔽下的反思，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也就是说，理论反思是一种潜在的趋势，遮蔽则是主流的思潮。
二、大文学理论：拓展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想
针对现有文学理论的上述问题，钟先生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文艺学不能“只从专业作家作品中抽象出一般的理论，而应该从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来看，专业作家作品终究只占一部分，而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全民族上、中、下层文学的综合体。具体一点讲，中华民族除了上层文学或精英文学外，还有别的文学，如有大量的通俗文学，即城市市民享用的一种文学。此外，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所以在上层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外，还有一种被更广泛地创作和传播的文学，即农民文学、口头文学。这三层文学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学财富。”[13]基于此，钟先生提出了大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想…双向层次理论，既研究对象的层次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层次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包含精英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次，文学理论也需要建立相应的以这三个层次为对象的理论体系，即两个层次的文艺学，第一个层次是能够总括整个民族的各层次文学现象的一般文艺学，第二个层次是针对不同层次的文学现象的文艺学，也即一般文艺学的分支学科，如作家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口头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层次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层次理论存在着双向拓展关系。
钟先生还从文学史的层面上提出建构大文学理论的必要性。他立足中国文学史认为，“过去由于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所谓文学观只是着眼于上层阶级正统诗文，至于小说和戏曲这个中间层的文学是唐宋以后才繁荣起来的。大量的农民口头文学到了明代以后，由于少数进步文人学者的文学观的变化，才开始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当然，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里面，把中、下层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对象，还是从‘五四’以后才开始的。现在的文学史，不管是北大的，还是中国社科院的，开篇也写神话、歌谣，中间也插写了历代的歌谣，这都反映了一种新文艺学现象。但总的说来，在民间文学方面，取材的量还是很少的。”[2]文学史是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历经久远的文化传承史，既有不同时代的作品流传，也有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的传承，还有不同体裁、不同类型、不同异文的作品存在，这样丰富的大量的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却只有极少数的被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缺，一个令人深思的误区。钟先生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认为这是研究者片面低估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的后果：“相对于作家文学而言，大多数民间的东西，出现的时间要早一些，原始性比较重一些，但也不尽然，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在长度方面数世界第一，而且在内容和艺术上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这些宏大精美的民间创作，我们就不能把它简单地归之为原始文学阶段的产物了。”[2]这一论析，既是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辨证理解，更是对当前文学史的片面性予以的批评与纠正。惟有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辨证认识，才能建立科学的文学理论观。
与大文学理论观相适应，钟敬文先生提出了作家文学应该借鉴民间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近二十年来，民间文学的研究坚持了他所倡导的多层次方法论，[14] 使得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有了巨大发展，这对于作家文学而言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文艺，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任何文化现象都不会只是一个层面，比如讲理性，人都有理性，但也有许多人的行为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化的。人是多方面的存在，把他简单化，就不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可以、也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但同时也应该从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角度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文学的内涵都挖掘出来…所以，在这一点上，文学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只用一种方法，就想解释文学的整体，一定会很不完整。”[15]这一观点，正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界倡导的文化诗学不谋而和，而且钟先生也积极地参与倡导文化诗学的学术活动，把自己从民间文艺学立场出发对大文学理论的构想与文化诗学的当下语境结合起来，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一些对全国学术界深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理论，使得这一理论具有了促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价值。
简言之，钟先生是基于民间文艺学与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和参与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界倡导文化诗学的学术运动相融通而提出大文学理论的。我国学者陈正民以比较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认为钟敬文与巴赫金两位先生关于文化诗学的见解与倡导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文化研究要有民间立场，要充分重视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下层文化在文化转型期的作用。巴赫金立足于文人文学而研究民间文化，寻找文人创作的民间文化根源，比如拉伯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钟敬文先生不同，他以民间文学作为立足点，研究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影响。但两位先生的整体文化观又是接近的。”[16]在比较视野下认识钟先生的理论可以获得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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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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