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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古籍中的应用情况看
《世界征服者史》（波斯文）、《安宁史》（维吾尔文）等古籍将成吉思汗称为“扎罕格尔成吉思汗”（Jihangir chingis khan），而藏文古籍中也将成吉思汗称为“江格尔扎勒布”（扎勒布，藏语意为皇帝），《蒙古秘史》中将成吉思汗称为“世界主人成吉思汗”（即delhiin ezen Chinggis Haan）。这“世界主人”与“主宰世界”和“世界征服者”在意思上是等值的。《江格尔》中将江格尔可汗称为“达赖江格尔汗”，意即“大海般的江格尔汗”。古维吾尔语中的“成吉思汗”意为“大海般的可汗”，“成吉思汗”这个名字来自古突厥语的tingiz khan，意思是大海般的可汗。现在的维吾尔口语中的chi音也常常音变为ti音。因此，《江格尔》赞颂的“达赖江格尔汗”与维吾尔古籍记载的“扎罕格尔成吉思汗”音异意同，都是对成吉思汗的尊称。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江格尔》主人公形象的生活原型与成吉思汗有关系。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认为，江格尔这个艺术形象，当然不是成吉思汗本人，而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历代蒙古族英雄豪杰们的群体形象，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史诗的生动性。”（22）
二、《江格尔》所反映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痕迹
史诗属于民间口传文学，而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学问，《江格尔》的题材就是来自古代蒙古族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英雄人物传说。史诗所赞颂的超群的艺术形象不符合今天人们艺术构思的概念，但是那些超群的艺术构思概念的描绘，恰恰向人们展示了它的时代特征。例如：
（1）《江格尔》的描写方法反映着古代蒙古社会时代的特征。
洪古尔在迎娶未婚妻阿勒坦·登珠凯公主的途中遇到富贵人家的婚礼，待客的姑娘们招待了他。他一气吃完一匹五岁母马的肉后又手端由70人抬来的大口黄碗，一连灌了75碗，又一气喝了85碗，还向姑娘媳妇们发问：那玩艺儿还有没有了？侍女们惊讶地嘀咕：“这家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真是个怪物。”《蒙古秘史》中札木合也对合撒儿（Hasar）用了类似的描绘：“身高三寻许，／顿餐三岁牛，／披挂三重甲，／驾三岁牛而来焉。／整咽带弓矢之人，／亦不碍其喉焉。／即吞全身之汉，／亦不点其心焉。”（23）札木合描绘的合撒儿（Hasar）是成吉思汗的胞弟。他那魁伟高大，吃一头三岁牛也不饱的巴图尔（英雄）人物形象跟能狼吞虎咽吃完一匹五岁母马肉的洪古尔的艺术形象多么相似。因此有位学者说过，雄狮洪古尔就是英雄合撒儿的艺术形象。
有趣的是，洪古尔还能连根拔出梧桐树打倒众蟒古斯的情节，跟在《水浒传》中被歌颂的梁山起义军重要将领鲁智深（原名鲁达）抱起大黑酒坛往嘴里灌酒并连根拔出柳树打对方人的情景很相似。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生活气息的反映。《江格尔》、《蒙古秘史》和《水浒传》中的那种极度夸张的描写手法从侧面反映着宋元时期蒙汉民族民间说唱者们善用夸张的描写方法。我们认为，这类情节上的相似应不是巧合，而是源于东方文化圈内部或蒙汉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2）江格尔可汗的身世和掌权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合不勒汗及其近亲们的身世和汗权的交替。宝木巴国首领江格尔汗出身于汗王家族。宝木巴国12虎将之首洪古尔的父亲、大力士蒙根·希克希尔格和乌宗·阿勒达尔汗是同一个家族的人。
贺希格·陶克陶胡教授在《史诗〈江格尔〉所描绘的蒙古人早期国家形式》一文中写道：“伯克·蒙根·希格希尔格把政权转交给江格尔，后来江格尔临终前又把政权交给布氏之孙霍荀乌兰，这一情节如同蒙古古代史上合不勒汗和俺巴孩汗的关系。他们都是海都的后代，后来合不勒（Habul）继承汗位。合不勒汗本有七子，但临终时留下遗嘱将汗位交给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继承。俺巴孩有十子，他临终时留下遗嘱又将汗位交给合不勒汗之子忽图剌。（24）这些权力交替现象都是在世袭制度下同一个家族男系中间进行的。”（25）
（3）《江格尔》中所反映的成吉思汗家族的痕迹。
洪古尔对伯东·托洛盖汗这样通名：“我是凶猛的道克欣·希尔克之孙，／老练的大力士蒙根·希克希尔格之子，／孛儿斤·乌兰洪古尔，／那就是我的名字。”（26）在《江格尔可汗镇压暴戾的哈拉·肯尼斯》中，洪古尔还说：“我怕异邦四卫拉特，／会笑话我洪古尔，／说我惧怕异地蟒古斯的使者，／要让江格尔可汗为我壮胆儿。”（引文为汪仲英译）上述两段话说明，洪古尔不是四卫拉特的人，而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即孛儿只斤（Bo rjigin）氏族的人。
（4）《江格尔》所反映的蒙古帝国时期的札鲁忽赤诺彦（zarguchi noyan）（即断事官）和万户制的影子。
例如，在《江格尔汗首次夺取政权》一章中描写了札鲁忽赤诺彦（原话：zarga in noyan）将赴宴的大小官员按级别引导到酒桌边。故事中这样说：“来的是五千户之官，／就抽打他的腿弯弯，／让他坐得远远的。／若来的是一万户之官，／就让他坐得稍近点。／来了一万户以上的官，／勉强领他到大酒桌边。”（27）又一例，《铁汉子哈拉·桑撒尔》一章中写道：“可汗吹起大号，／召来大万户，／吹起小号，／召来小万户。”（28）这段中的万户不是一万户百姓，而是蒙古帝国初期的官吏名称。成吉思汗任命他养弟失吉·忽秃忽为“大札鲁忽赤（即大断事官）；成吉思汗又任命木华黎（muhalai）为左手万户，博尔术为右手万户。万户是蒙古帝国的军事统帅。”（29）上述两段例句都能表明，成吉思汗的万户、千户制度在史诗《江格尔》中也得到了反映。有的学者曾经断言：《江格尔》中一次也没有出现成吉思汗时期的万户制、千户制、百户制等社会制度，所以《江格尔》不是在13世纪产生，而是15世纪以后产生。看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5）《江格尔》所反映的古代蒙古社会民族成分。
下面举一个例子：在《江格尔可汗镇压暴戾的哈拉·肯尼斯》一章中出现的铁凌古特工匠一名，来自《蒙古秘史》中的帖良古惕部。铁凌古特本属突厥语部落，到成吉思汗时代，他们经历了蒙古化的过程。《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降圣旨：“把阿塔儿斤氏和赤那思、脱斡劣思、帖良古惕等部凑成（一个）万户，（由）豁儿赤管辖，做万户，在沿着额儿的思（河）林木中百姓之地，自由扎营居住，镇抚林木中的百姓。”⑦上述“额儿的思”即额尔齐斯河。这也能说明，《江格尔》的哈拉·肯尼斯、夏拉·蛄尔古等的故事情节反映着13世纪蒙古社会民族成分；同时也能说明，《江格尔》中确实有大蒙古国时期的万户制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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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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