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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片需要借助观众对片中具象事物的抽象思维以及片中镜头、镜头组接以及片子结构的帮助，才能够超越具体的人、物、环境，上升到抽象的层次。然而，观众对视听语言的理解受制于他们对视听语言的修养，而片中人物的语言、解说词和字幕又往往受制于画面的范围，因此视听语言不能像文字语言那样，在具象和抽象之间自由往来。用具有具象性的视听语言来表述抽象的观点或理论，这是影视人类学工作者在拍摄和编辑的过程中必须始终面对的一个矛盾。
谈到这一矛盾，不能不提到在上世纪50—60年代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批影片有这样两个特点是值得现在的学者注意的：第一，它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拍摄的系列片。当时拍摄的15部影片涉及14个民族，从地域分布来看，有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从经济类型来看，有渔猎民族和农耕民族；从社会发展来看，有原始社会残余形态、奴隶制形态和封建农奴制形态等。在拍摄影片之前，有一个综合性和整体性的考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个整体的策划，题为《关于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工作的请示报告》，（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编：《影视人类学论文、译文和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95年，第51页。）这个策划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第二，它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唯物史观指导下分别拍摄、编辑的单个片子。在这些影片中，除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这部影片关注的是某个民族的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外，其他的片子基本上都是对一个民族的综合性介绍，在介绍某个民族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上层建筑这几个方面来拍摄和剪辑的。
但是，这批片子在现在的人看来可能有一些不习惯，比如说，片中的人物缺乏个人的信息，大都是一些抽象概念的注脚，像猎人、渔民、头人等。再比如说，片中场景或者段落的转换，一般都是按照拍摄者的思路，用解说词来转换，而很少按照片中人和事的内在生活逻辑来转换。现在的影视人类学界一般都强调“纪实”、“讲故事”、“用事 实说话”，也就是尊重视听语言的具象性的特点，充分发挥视听语言的形象化的特点，以此来进行人类学片的创作。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在尊重人类学的抽象性方面做得比较好，也就是说，通过具象性的视听语言体现了科学的民族理论，但在尊重视听语言的具象性方面则有欠缺。当然，这一欠缺是由当时客观的历史现实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影视界还处于初创阶段，对视听语言的具象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纪实性”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望长城》的拍摄和播出，才在中国影视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这样的一批影片已经达到当时影视人类学的最高水平。
这样的一批片子在影视人类学史上之所以有非常高的地位，除了它保留了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珍贵影像资料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具有解释人类现象的理论性，虽然在尊重视听语言的具象性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阶段的人类学学者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方法。而这一点正是被现在的影视人类学所忽视的。
现在的影视人类学界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凡是拍人的纪录片，都是人类学片。对此，笔者是不赞同的。既然在“片”的前面加上“人类学”这个限定词，那么人类学片就必须尊重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和学术原则。其实，说“凡是拍人的纪录片，都是人类学片”，就好比说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科学，这样的“言简意赅”的定义，其实并没有解决“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比如说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都是研究人的某一个方面的学科。（注：参见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人类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在拍人的纪录片中，只有那些人类学研究领域内的作品才能被称为人类学片。当然，如何界定一部纪录片是不是人类学片，是比较困难的，但主要应该看片中观察和解释人类文化现象的方法和理论是否 具有人类学的特点。在进行影视人类学的创作时，虽然用具象的视听语言来阐述抽象的人类学观点的确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从事影视人类学的学者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
一部优秀的人类学片，必须将抽象的人类学观点和具象的视听语言融为一体。优秀的人类学片编导，必须具有娴熟的视听语言表达技巧、深厚的人类学理论功底以及敏锐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力和领悟力。解决抽象的人类学观点和具象的视听语言矛盾的能力，是影视人类学工作者应有的能力。
那么，具象的视听语言究竟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抽象的人类学观点呢？可以用三个层次的信息来表达。
（一）借助有意安排的镜头，表达抽象的含义
镜头本身虽然是具体事物的再现，但它经过了拍摄者的思考，可以赋予具体事物以抽象的含义。大家也许还记得那幅“希望工程”的宣传画：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睁着一双大眼睛。在这双眼睛里，我们看到很多画面以外的含义，这样的一些抽象含义，是通过观看者对画面的抽象思维而产生的。再比如说，在中国著名的纪录片《神鹿啊，神鹿》中，最后一个镜头是主人公柳芭带着她的那条大黄狗，走向一片大森林，但由于编导从柳芭的背后拍摄，又用了一个长焦镜头，让人感觉柳芭怎么也走不到那片森林，这就很好地表达出柳芭是一个边缘人，永远走在城市与森林之间。这样的一种感觉是笔者对具体画面的一各理解，是笔者作为一名观众对具象的一种抽象。一个摄像可以通过选择镜 头的角度、光线、景别、背景等造型手段，赋予具体画面以抽象的含义。当然，这种抽 象的含义需要视听语言的解读者通过自己的思维来实现，更需要拍摄者在拍摄的过程中 进行思考，有意地调动镜头的造型元素，唤起观众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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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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