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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调：动物叙事的多层文化内涵
扎西达娃认为：“民族文化的融合是20世纪与下个世纪必然的产物和必然的趋势。作家可以在作品中表现单一和纯真的民族特性，但一个民族作品的产生必然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3］乌热尔图则认为其小说“只有一半是我熟悉和认可的，而另一半却变得陌生和疏远”［4］。民族作品的产生不再是单一民族文化灌溉的结果，而是多民族共同哺育的结晶。由于各民族对动物的认识、与动物的关系、与动物的感情不同，在后现代这个开放的语境里，各种文化碰撞、整合、交融的趋势也能在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里找寻。
在《黑骏马》中，黑骏马是白音宝力格的成人仪式、性格发展、爱情经历的见证者，交织着汉蒙两族复杂的文化碰撞，在对待索米娅遭黄毛希拉奸污而怀孕这件事上达到了高潮：奶奶的宽容、博爱、坚决的固守草原法则与“我”的偏执、复仇以及汉族人的立世处事标准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对话式的文化平台，蒙汉两族文化互为彰显。《狼图腾》从一开始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发掘了以狼为象征的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和推动，其过分的偏爱虽然有失客观的立场，但对各民族文化本源上的关系、文化融合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与前景展望确实作了大胆的论证和颇有深度的思考。而《藏獒》则以汉人的身份介入藏族文化，序言部分讲述了“我”喝醉后与藏獒睡了一夜的故事，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化间的水乳关系。在藏獒故事的叙述过程中，藏民的勇敢、诚恳、淳朴和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以藏獒为中介，汉文化的很多思想也为藏民所认可和接受。
可见，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化复调特性是很明显的：第一，这些作品所选取的动物都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如藏獒对应的是青藏高原与藏族，黑骏马、狼对应的是草原与蒙古族，公鹿对应的是森林与鄂温克族，这些动物与特定民族的生活共处时间悠久，是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见证者、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民族灵魂的寄托处，而在后现代社会又是回归民族本我、母体认同的重要媒介和渠道。所以，这些动物是时空化的民族本体性的活表征。第二，由于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些动物的活动领域也逐渐扩大，动物演变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使者，成为文化交流的中介，这在无形中拓宽了此类文学作品的文化视阈，在回归古典、回归民族文化本源的同时又实现对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正如姜戎所说：“这本书（《狼图腾》）……进入理性探掘部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为今天的中国人而写的。”［5］因此，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在钟情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凸显的是对后现代文化深刻反思之后的强烈焦虑。第三，此类文学作品还富含深厚的人类学思想。如《七岔犄角的公鹿》中象征民族的森林动物——公鹿，是鄂温克人有情有义、顽强不屈、昂扬斗志等气质的映照，它不仅与人类一起感受生活的生死伤痛、人世的冷暖沧桑，还是自然生态变化的感知者与受害者，是民族精神和灵魂铸造的勃勃生机的生命象征体、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但也只有鄂温克族人才能深刻而真切地体会这一点，因而，诠释鹿也就是理解鄂温克族，更是理解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如乌热尔图说：“千百年来，处于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的成员以不可遏制的述说的冲动，维系着部族的意志，传递着整个族群的生存经验，在他们中间自我阐释的愿望和自我阐释权利的运用已成为合理的存在。”［6］乌热尔图强调对动物的感知、认识和理解不仅是对本民族文化本质的理解与阐释，更在于把对民族的理解放在整个的自然生态中，并从这个视角进一步拓展，呼吁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应享有不容侵犯的自主权、平等发展权和阐释自我的话语权，把文学关注视阈推广到整个人类学领域。
动物型民族文学的文化复调性实际是从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来反思人类世界，折射出了多民族文化共荣、共生、同发展的局面，在同一艺术文本中呈现多个民族的声音，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实现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趋势，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这铸就了小说艺术的多层文化内涵，解构了作家盲目的民族崇拜主义，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趋势塑造成一个开放的、融合式的动态系统，并在立足于民族间对话的同时，强调对人之本、我的民族身份的追寻与探讨，凸显了人类灵魂本真存在的多维性与多层性。
四、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所引发的当代反思
比较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动物叙述型民族文学作品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强调了作家与生活原生性的本真联系，维系着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缘关系，着眼于现代文化的合理重构，这都对当下的文化生活极具有启示意义。
1．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美国学者查尔斯·伽罗安和伊冯·高德留认为，“视觉文化通过电视、电影、因特网、广告和其他形式的公司生产业已全面主导我们的社会”［7］204。以高科技为手段的视觉文化是生活本真的再生品，也是商业利润的追逐者，这种视觉文化产品的泛滥压抑了人类的生存空间，阻隔了人对生命本真形态的了解，导致了作家对生活的了解不是原生的生命气息，而是商业生产的视觉幻象。文学亦是视觉文化的一种，但以资讯高速度运转的视觉文化体系异化了作家与生活的联系，文学基石不再是原生的生活形态，而是拟真实的视觉文化复制品，使得文学不得不放弃自主权而与媚俗合流。而骏马、藏獒、狼、公鹿等的生活有其特定的地域性和历史文化内涵，视觉文化难以进行机械的复制，关注这些动物使作家与生活本真形态的联系得以巩固，文学创作富于生命质感而回复到自主自律的发展轨道上来，这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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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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