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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版本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社会没有统一的历史文献，许多故事或传说以各种形式被流传下来。既有真实的一面，又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或着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误抄等，因而会产生同一个故事画面的差异。
“山东邹城面粉厂新发现的孔门弟子图上的榜题让人们看到了汉代民间对孔门弟子组成的认识，23位弟子中，不仅没有颜回和子路，而且有几位不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如‘□枢’、‘颜侨’，这表明为此榜题作书的人心中的孔子弟子的地位和司马迁有所不同。不仅名字有出入，排列也不同，如‘公冶长’排在第二位，‘商瞿’排在第15位，‘梁鳣’排在第22位，在《史记》位居其后的‘颜幸’却排在第1位。”[14]“武氏祠三幅荆轲刺秦王图中的秦王手中都持有一中央有孔的环形物” ，邢先生认为秦王所持的是“璧”，说是匠师把和秦王相关的故事画在一起。这不一定正确，可能是邢先生所说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汉代应曾有不同的传本”。[15] 或许荆轲给秦王带的礼物中有樊于期的头颅外，还给秦王准备了其梦寐以求的和氏璧。还如刺客故事中有“聂政刺侠累”和“聂政刺韩王” 不同的流传故事。《太平御览》卷五七八•六引《大周正乐》记载的是聂政刺韩王;《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记载的是聂政刺侠累，诸如此类不同流传的故事在《史记》中记载得较多。此外，巫鸿先生认为，曹植的《灵芝篇》记载的是丁兰所刻木人是母亲的雕像，而武梁祠上的榜题是“立木为父”，“这种改变似乎是故意的，与武梁祠上表现金日磾行孝的图像可相互参照。”[16]认为画像中是故意把母亲的形象改为父亲。假如墓主可以任意篡改故事中的主人据为己有，那岂不亵渎了神明和篡改了故事的本意?这与当时人的理念不相符合。何况武梁祠上的榜题已经说明：“丁兰二亲终殁，立木为父”。应该是一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
7、故事的细节组合
汉代艺匠对如何塑造一个既深刻，又能把一个故事表现得完美，颇为下了一番工夫。汉画中的任何一个故事的刻画，不是随意选取人物或物件入画，而是找出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元素，并配合各种细节，描绘出栩栩如生的画面。人物细小的动作、姿势、位置的安排和构图元件的取舍，都经过精心的构思，然后添加适当相关的元素作为点缀，达到突出故事的宗旨。
《嘉祥汉画像石》图44中(见图83)，由上至下，第二格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成王是帝王，居于画面中间主要位置的榻上;因为年幼而被刻画得形体矮小。周公是大臣，所以要恭敬地侍奉在成王之侧。左侧有二人交头接耳，表示个别大臣对周公辅政的非议。把周公的忠诚和大家对其的猜疑，刻画得生动、逼真。
同书图100的画像分三格，中格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画面左边有身材矮小的晏婴回头看着戴通天冠的齐景公，似在商定计策。中间有三名持剑的勇士，豆上放置的二只桃是三人争夺的焦点。其中一人伸手取桃，另二人表现出急不可待的情形。刻画出他们是飞扬跋扈而又心无城府之人。画面通过对关键的人、物、动作等细节的描绘，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被形象地复原出来，让人一目了然。
8、同一故事的简洁型和复杂型构图
用于作画的石材面积的大小，是决定内容多与少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主要因素，但也不可忽视。根据画面内容的多少，分为简洁型和复杂型的构图。以“泗水捞鼎”图为例，作一介绍。
简洁型的构图比如《嘉祥汉画像石》图126(图94)，原石纵111厘米，横45厘米，图分三格。由上至下，第三格是“泗水捞鼎”图，画面的桥下有两条游鱼，桥上两边二人拉辘轳上的绳起出一只鼎，鼎内有龙头伸出，左上方有二飞鸟，右上方二人观看;图129，原石纵103厘米，横47厘米，图分三格。中格为“泗水捞鼎”图，桥下有四条游鱼，桥上两边各二男子用绳索拉一鼎，鼎内有龙头伸出。上空四只鸟飞翔。
复杂型的组合有《嘉祥汉画像石》图91(图95)，原石纵125厘米，横78厘米，画面分四格。上格的桥下四条鱼，桥上左边四人，右边三人拉绳起鼎，起鼎的绳子被龙咬断，一人伸手托举。左边有砖砌的岸壁，右边有二人观望。上边有秦始皇坐在几后等待，其身后坐四人;前面三人弯腰施礼。图85原石纵93厘米，横83厘米，画面分三格。下格的桥下有七条鱼游动和二人撑船划桨、持叉打鱼。桥上两边各四人用绳索在辘轳上捞鼎，鼎内有龙头，岸边秦始皇在几后等候，身后坐三人;面前一人跪，三人恭立。
从上面列出原石的石面尺寸能够发现，石面空间狭窄的画像，无法过多的罗列物象，因此画面相对减少;反之，空间大的画像，可以刻画较多的内容，画面相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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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9-12-12 17: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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