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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作家的双语创作，不论对语言的发展还是对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一位作家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也多了一种认识和描述世界的工具。进入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有时即使面对几个单词，也让人受到启迪，摆脱某种思维定势。用双语创作的优秀作家，其作品常常有双重的文学美、双重的语言美和双重的文化美。蒙古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敖德斯尔，维吾尔族作家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彝族作家阿库乌雾，朝鲜族作家南永前和金学泉的作品，都如此。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在当代文坛是普遍现象。一些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因为使用汉语而使自己的作品失去本民族文化特色。用汉语写作的老舍，并没有丢掉满族文化的美质，却以汉语尽显满族文化精神。特别是《茶馆》和《正红旗下》，在题材、人物、风格、手法、韵味等方面，处处都显示出独特的旗人文化风采。自称“我是胡人”的启功，对汉语的精深研究和娴熟运用，远远超过一般汉族学者与诗人，因此有人说，他完全汉化了。然而品味他用现代汉语写的诗词，却让人感到“胡气氤氲”。《启功韵语》和《启功絮语》的许多篇什，是地道的北京口语，可是作品的字里行间却蕴藉着满族文学的神韵。回族使用汉语，但是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还创造了表面像汉语实际上不是汉语的“经堂语”。回族作家描写回族生活时，这种语言是经常出现的。张承志、霍达、石舒清等作家的有关作品中就相当多。“经堂语”具有浓厚的中国伊斯兰教意味和强烈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色彩，正确而适当地运用，有助于艺术传达并增加作品的文化含量、民族色彩和宗教意蕴。不过当代杰出的回族作家们并没有把运用“经堂语”作为主要的语言手段，他们的艺术思考主要还是在如何以审美方式运用汉语方面。张承志说：“汉语特殊而丰富”，他在写《心灵史》时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让自己写出的中文冲出方块字!”其语言策略是：既运用汉语，又超越汉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心灵史》不但引起几百万回族读者的强烈共鸣，而且在其他民族的读者中产生了心灵震撼。
事实上，用汉语描写本民族生活而获得成功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策略;运用“混合语”，是他们语言策略上的一个共同点。作为全国通用语的汉语进入民族地区以后，总是和民族地区的语言交汇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混合语”。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汉语的规范与纯正，但是民族地区的人民觉得它亲切、顺口、好用，在表情达意方面更适合本民族本地区的需要。一些颇具慧眼的少数民族作家看到这种语言现实，便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已故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生前就是这样做的，她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她的做法，某些地方类似加勒比海地区作家的“克里奥尔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有悠久历史的汉语，作为语言的大海，广阔、深沉、浩瀚、强劲、富丽，又极具包容性和再生力。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在表现本民族生活与本民族人民思想感情的同时，证实了汉语这些良好特性，也拓宽了汉语的生存空间，丰富了汉语的生命形态。如果以H代表汉语，那么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们运用的汉语，可以用H1、H2、H3……来代表。它们是汉语，又不完全是汉语，或者说是汉语的另类空间。因为它们带有其他民族语言的因素，具有二元甚至多元文化特色。它们不只让人们看到了多彩多姿的语言形态，更让人们思考它们蕴涵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内容。形形色色带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信息的“混合语”，像波澜壮阔的海潮一样进入汉语文化圈，构成中国当代文坛一道奇丽的景观。
数千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或用本民族语，或用双语，或用汉语，或用上面说的混合语H1、H2、H3……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多语种、多声部的交响乐，对我国文坛和十几亿文学接受者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不言而喻。而且，正是这样多语种、多声部的大合唱，使我国成为多语种的文学大国，对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风采独具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
作品数量多，质量高，门类齐全，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来另一个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前，民族文学的成就主要在民间文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从事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和影视文学的创作，成果累累，其中有大量精品，包括用20余种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艺术精品。199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玛拉沁夫、吉狄马加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包括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等，计8册，255万字，共选入341位作家的作品358篇。我们无法一一列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名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经典”二字泛滥的时候，这套书冠以“经典”却无可厚非。它确实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人们研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成就和贡献的权威性文本。只是，由于出版条件的限制，这套文库没有选入戏剧、长诗和长篇小说，所以老舍的《茶馆》和《正红旗下》，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包尔汉的《火焰山的怒吼》，超克图纳仁的《金鹰》，杨明的《望夫云》，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黄勇刹等人的《刘三姐》，李英敏的《南岛风云》，玛拉沁夫的《祖国啊，母亲!》《茫茫的草原》，云照光的《鄂尔多斯风暴》，沙叶新的《陈毅市长》，周民震的《甜蜜的事业》，韦其麟的《百鸟衣》，晓雪的《大黑天神》，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敖德斯尔、斯琴高娃的《骑兵之歌》，扎拉嘎胡的《黄金家族的毁灭》，张承志的《心灵史》，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孙健忠的《死街》，蔡测海的《三世界》，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梅卓的《太阳部落》，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叶广芩的《采桑子》，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关仁山的《风暴潮》，以及李凖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三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均未选入，也就是说，选入的385篇作品之外，还有不少属于“重量级”而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近闻，中国作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将编辑出版20卷本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全面展示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喜人成就”。煌煌20卷，确能集中展示成就，但是离“全面展示”仍有距离，因为上述“重量级”作品无法纳入20卷中，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成果实在太多，很难“全面展示”。
少数民族文学近30年来的创作成就，特别引人注意。而最能体现近30年来成就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时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创立的。从1981年至2009年，这项评奖已成功举办了9次，55个少数民族几百位作家荣获这一奖项，获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其中单是长篇小说就有5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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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2009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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