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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午战争以后社会风尚从“洋”到“新”的变化
严格地说，很难把社会风尚的变化截然分成两段，因为它前后连贯、彼此衔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战败的结局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巨大震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致使战前的“世风浇漓”大为膨胀，后两种趋势也渐趋合一，形成一股“趋新”时代潮，晚清社会风貌在某些方面一变而从新。
1.生活方式的趋洋
衣食住行是社会风尚的物质载体，甲午以后它在更大的范围里从洋从新，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风气的基本走势。
湖北武汉地区“自中外互市以来，习俗益靡，阛闠多仿西式，服饰宴会，务为豪侈，歌馆、舞台、茶寥、酒肆之间冶游者，车水马龙，尽夜无有止息”[32]。《沪谚》里说，上海不少人打扮和做派十分洋化，“大少爷躄脚，多推东洋车。滑头多假金时计，假金丝眼镜。富商多戤洋商牌子。新北门城口，多露天通事。交涉事件，多仗外国人势”[33]。总起来看，这些现象属于外在的、器物的东西多一些，包括崇洋风气带来的心理变化。
晚清文艺作品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求新求异的时代风气。
小说中有一种醉心“西化”的人，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物质生活对中国人的影响。《“慕西”小说》这样写道：“慕西者，新少年也。妻曰醉欧女士。两人皆喜作外国装，竞尚华贵”，文中列举的手杖、大衣、衫裤、皮靴、眼镜、钻戒、领结等，多是当时流行的高档西式用品。[34]尽管小说有不少夸张的成分，现实生活中能够如此消费的人少而又少，但它毕竟是风气的折射。至少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一部分人的衣饰相当西化了。
七八十年代以后，在口岸地区的西餐馆，出现了从“华人间亦往食”到“异味争尝”的变化。[35]20世纪初年，北方的一些大中城市，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应酬活动也从中餐馆挪到西餐馆，除了新奇之外，还因为西餐馆环境典雅、屋舍洁净。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36]。
交通的变化尤为明显，近代运输工具、道路以及道路管理机制几乎都是从无到有，完全从西方引进的。在“盈天缩地”的巨大变迁中，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对身边的世界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近代竹枝词歌咏道路、路灯、人力车、汽车、火车等新生事物非常之多，正是这种认识的表达。总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人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西方传入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感官上的刺激，不能不深入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它促使一部分人在生活方式上明显地崇洋趋新。
2.行为方式的风尚
这里所说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娱乐、交往、养生、趣味、消闲等方式，也包括婚丧嫁娶等种种礼仪，这一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比较大。
晚清时代许多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在奢靡、享乐、崇洋之风的带动下，愈益膨胀起来。譬如，甲午战后的赌博活动，找到了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获得空前的发展，“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有材料说：“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37]，“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湎于此”[38]，热衷于麻将者差不多到了玩物丧志的地步，难怪人们把麻将称作“亡国奴戏”[39]。
晚近以来，由于近代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城市市民的娱乐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又因为谋生的机会多了，人们手里可以有一些余钱，消闲的方式也大大丰富起来。通商大埠茶楼、酒肆、书场、戏园十分兴盛。不仅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流行，而且外国的马戏、戏剧、音乐会、舞厅、台球(小弹子房)、保龄球(大弹子房)、健身房等，甚至大烟馆、花烟间新旧杂陈，只要有钱，娱乐的场所和机会很多。有报道说，天津市民“有闲暇的时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是听戏，就是嫖赌。详加调查，每天总不下一万五千人之谱分聚在戏园书馆之中，以为消遣之所”[40]。而“京师人好听戏，正阳门外戏园七所，园各容千余人，以七园计，舍业以嬉者日不下万人”，“京都戏园，正厅名曰‘池子’，长桌、长凳挨次横列，看客布衣短褐，皆赶车之流，无一正经体面人”。[41]除听戏外，北京的娱乐活动也有新色彩，像看马戏、电影，举办新式的体育运动会等。同时期，全国其它城市也可以看到大致相似的文化娱乐方式。娱乐方式的变化和参与娱乐人数的增加，是城市商业趋于繁荣的一个原因。
礼仪风尚与衣食住行一样，呈现斑驳陆离的状态。变化始于清末，而且变化的那一部分与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域、接受西方文化的人群呈正比关系，即大凡工商业城镇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礼仪的变化幅度就大，而西方文化影响较小的地域和群体，礼仪中旧的色彩就比较浓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古风依旧”。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地方志所反映的各地的婚丧礼仪情况，绝大多数属于“古风依旧”的性质。而变化的那一部分，其基本特点是西化，如婚礼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地接受了西式风习。当然，完全照搬西式婚俗的并不多，不过，即便采取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也与传统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另外，从报章刊载的婚礼程序看，也比以前大大简化，婚俗性质也是从新的。像有人冲破了父母包办的择偶传统，实现或部分实现了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有人采取报刊征婚的形式、以全新的观念寻找志同道合者等[42]，这些变化使晚清婚俗冲破了旧传统。唯其如此，人们才把它称作“文明结婚”。
饶有兴味的是，在婚俗中认同新旧的人，尚能以教育程度、经济基础、思想观念甚至是见识做大概的区分。而礼仪中的丧葬习俗就不容易用上述标准区分了。一般地说，晚清接受新的丧葬礼仪的人，大部分受过新式教育。比如，20世纪初年，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出现用简洁文明的讣告以及追悼会形式治丧的报道，采用这样的丧葬形式多为新知识分子、留洋学生、社会贤达，也有旧式文人站到移风易俗、改革丧葬的前列。1907年，清朝最后一任状元刘春霖为过世的妻子办丧，其“殡葬一切，概从文明办法”，此举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盛赞其破除陋习，有人大骂他违背礼俗，议论纷纷。《大公报》为此特别发表评论，表彰刘春霖“能毅然行之，殊堪佩服，特志之以为世俗劝”[43]。然而这究属个别，对多数人而言，行旧丧仪甚至厚葬的还是占上风，其中不乏生活十分洋化的人。1903年盛宣怀的父亲去世，他先在报章发表讣告，接着举行盛大丧仪，从上海发船90余艘送灵柩回江阴，张挂各种挽联、万民伞仪仗、“以幛联执事伞盖旗亭，循序铺设”，观者如蚁。[44]两年后，上海大买办席正甫去世，动用上千人马送殡，绵延数里。晚清官宦人家的厚葬，包括皇族的各种殡葬盛典，为社会生活的奢靡铺张之风推波助澜。北方城市中厚葬积习以天津为甚。从光绪初年张焘的《津门杂记》中反映的平民厚葬情况，到20世纪初十年报刊披露的各色人等的“阔殡”，借办丧事斗富比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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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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