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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通”谈中国研究与中国模式
——专访傅高义教授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孙中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8-07 | 点击数:13204
 

 

  “中国通”都是美国精英

  孙中欣:回顾当时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

  傅高义:首先,研究者的心态在变。刚开始,美国人当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多了解并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学者起初也不喜欢苏联。苏联研究的对象很多是从苏联来的难民,而这些难民都憎恨苏联,所以学者们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中国比较有好奇心,也觉得中国人很好,虽然制度和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多理解他们。虽然我们当时也有一些偏见,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很多美国学者是反对越战的,很多是左派学生,他们觉得要多了解“革命社会”。这种精神不仅仅影响到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反映到学术上,他们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革命。支持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的大有人在,有的人甚至认为邓小平、刘少奇似乎有点太“右”了。

  其次,与中国人的接触也影响到研究者。当时在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的都是美国的好学者,比一般的美国学者要好。因为学中文非常难,想学这么难的语言的当然是优秀的学生。所以当时无论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人都是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最初没有机会直观地了解中国。80年代以后,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尤其是1977年以后高考上大学的人,他们很多都有在工厂和农村实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美国学者和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非常有帮助。说到这些留学生,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大都是1981年以后出国的,当时邓小平非常支持出国留学。

  最后,中国研究变得越来越详细和专门化。

 

  新中国60年发展道路:虽然独特,难称“模式”

  孙中欣:有一些人认为,新中国60年走过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展模式。最近一些年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也证明了这样一个道路是行得通的。您是否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别经验?

  傅高义:我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确有独特的做法。中国的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发展这么快,1978年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的确有其独特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孙中欣:您的一本书就是讲“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的。

  傅高义:是的。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慢。但是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学外国的,而是自己搞的。后发展的一些国家,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也可以由政府主导发展,寻找比英、美更快的发展模式。我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模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是它们也是政府领导经济发展,刚开始也是权力比较集中,自由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与它们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

  现在有人批评美国是冒险主义。我觉得美国应该少欠钱,最近几年美国的欠债太多、赤字太大。中国不同,中国每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没有赤字,只有贸易顺差。所以有人说,中国政府做得不错、美国政府做得不好。我个人认为,这不一定是长期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是个劳动力密集的社会,廉价劳动力很多,另外中国市场很大。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看,劳动力工资很快就提高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很快就不行了。但是因为中国大陆农业人口太多了,可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所以经济有望继续发展。我觉得中国领导人的政策也比较明智,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有乡镇企业,有公私合营,也有国有企业等,所以经济成绩显著。当然,社会学家认为,中国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农村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等等。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都有极其独特的条件,不能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来概括。

  目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的确比以前大了。现在中国很多人都会讲外语,中国派一些会讲外语的人参加国际会议,发出中国的声音。但是西方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国内自由不够,学术研究禁区也多。因此,中国的影响力还是比较有限。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也很难处理这个问题。将来中国是不是会走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不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答的问题。

  孙中欣: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提升,产生了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贡献论等说法。不知道您对此看法如何?

  傅高义:人们很难预测20年后的情况。现在国外的中国人很多都很谦虚,学习态度都非常好。但是别的国家感觉中国比较骄傲自满。不知道20年后,是不是基本的态度会改变。美国人二战后比较谦虚,到80年代开始变得自满。日本人在80年代后期很自大,连美国人也看不起。我觉得将来的情况很难预测。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军费。邓小平时期主张和平发展,军费的开支不太大。所以80年代初军费比较低,但后来增长较快。每个国家都希望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并不奇怪。总的来说,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口号很好,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做法也是负责任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态度和军备增加两个信息相加,会引起世界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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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7-23 14: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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