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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您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将近五十年了，当然如果从1954年算起，2004年就是50年，如果从1955年算起，2005年就是50年，到时候我们要给您开一个讨论会了。但是现在，乔先生您也感觉到，人类学在中国的新的崛起这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在和人类学互动，发生跨学科的这种形式的交流。在这里，有很多人都对人类学开始感兴趣，本来没学过人类学的现在对人类学感兴趣了，其他学科的人都在学人类学，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应该相当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您在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当中有些什么好的体验和经验？
乔：你讲到了这个互动的问题。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sord Geertz），在他的《Local knowledge》，即《地方知识》，那本书里就有一篇文章叫《文类的混淆》，他就提到了学科相互之间的新界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了，以前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文学就是文学，哲学就是哲学，现在这个界线没有了，这是整个学术界的新的现象。第二点就是在过去，人类学主要模仿的对象是自然科学，像早期的人类学所举的例子都是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来的，人类学受生物学的影响也特别深。但是新的一种情况，是在接近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所以说人类学本身就在变，它受到外界一些学科的影响，当然外界的学科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比如早期跟人类学最接近的，第一是社会学，然后是心理学。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历史学这些人文科学它们受人类学的影响很多，人类学受它们的影响也很多。比如说现在文化的研究本来是人类学的东西，但是在文学方面也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就是文化研究，透过这个文化研究，人类学就在文学、哲学方面对它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所有人类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比如说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家庭，什么叫氏族，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构成单位，这些都是由人类学来界定，所以人类学本来是整个社会科学，现在包括人文科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最早也是最清楚的界定者，所以说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里头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就像你说的，它等于是自然科学里的数学。
徐：现在大家对人类学感兴趣，在学习人类学。在学习人类学理论的问题上，乔先生您有什么好的体会、好的建议，我们现在在学习人类学的人要注意什么问题？
乔：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学者把理论的观念好像看得太神秘了一点，好像是万能钥匙。但是理论只是对一些事实的解释，所以我想，我们在学习人类学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把事实弄清楚，就是要做田野。现在建设中国人类学最要紧的还是一个彻底的、长期的、详细的田野工作，这是最要紧的。没有田野工作，没有充分的田野工作，理论是没有用的，而且理论必须受到田野资料的检验。理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西方的东西，理论本身一定是受到它所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现在所谓的理论都有很深的西方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这些西方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最要紧的是怎么样用中国的实际资料、田野资料来检验这些理论是不是对的。人类学经过一百多年的进展，是一个基础科学，就像很多其他的科学，它的进展是累积型的。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搞什么后现代，后现代的东西一定是建立在现代上，现代的一定是建立在古典上，你对古典的、现代的不懂，而你要讨论什么后现代，那完全是空中楼阁，而且会误己误人，因为你完全没有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要搞人类学的理论，必须从头搞起，就是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的理论全部吃透，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你不懂前面的，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后面的东西。所以我说，要弄理论一定要从头做起，同时必须要与中国的现实，说得具体点就是要和田野资料结合在一起，这些理论才能够发生作用，千万不要搞空的理论，这是很重要的。
徐：乔先生，您先后创建过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又创建过东华大学的族群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所，后来又创建了台湾第一所原住民民族学院，在学科建设上，您一定有很多很好的体验吧？我觉得现在大陆的人类学学科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您刚才讲了，中山大学一个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一个人类学系，但是现在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又取消了，变成只有一个研究所，现在云南大学有一个人类学系，据我现在了解来讲，中央民族大学也在积极的想筹办一个人类学系，清华大学他们现在还没有成立，但是人类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在那里了。据我了解，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都有这种想法，有的甚至已经在物色人类学者，就好像7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到美国找您来创办人类学系一样，有些大学正在物色人类学的博士。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所，已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总之我觉得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重要时期。那么您创建过一个人类学系，创建过研究所，又创建过一个民族学院，对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有经验，您能不能谈一下对我们大陆现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有什么评论，有什么好的建议？
乔：我想我们自己还是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事实上，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我希望它很快能够结束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建设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过急，因为当初我在香港创办人类学系的时候，每个人都问学生的出路怎么办，都要问这个。我说我当初作为整个学年唯一的一个学生，也没有人质问我的出路怎么办。因为人类学系是一个基本学科，一个基本学科是每一个大学，像样的大学都必须有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一个学校能没有数学系的，数学本身是基础学科，它不可能一出来马上就能找到工作，但是它是别的学科的基础，在任何一个有规模的大学、综合性的大学，都应该有。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纠正这种政府、社会对一种新的学科的态度，就是说不要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基础学科，它不像工商管理这些学科，它不是一个实用的，立刻就可以用的学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人类学包括非常广，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包括四个或者是五个分支，现在就说四个，五个的话就再加一个应用人类学，它包括很广，往往不是一个大学，尤其是在创办一个新的人类学系的时候可以全部照顾的。因为中国太大了，在一个地区最好是能够由几个学校分工合作。比如说在广西这个地方，广西的几个大学像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大家来看看，哪一个负责哪个部分？而且理想的是能够让学生互相跨校选课。同时有一些课程，比如我在台湾，我就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人类学的研究必须和田野调查结合。我们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你就没有成年，你就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时间，需要一种训练。我在台湾常常感觉到这种情况。我在台湾就提倡，应该大家合起来办，要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我想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比如说北京，人类学发展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也在发展，我知道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想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也想发展。那么，比如像北师大，北师大由于有钟敬文先生的基础，民俗学比较强，所以他们正好和北京大学、中央民大可以互补，民俗学也是人类学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提倡跨校和校际合作，跨校学科合作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学内容太广泛，不太可能由一个学校来完成全面性的学习，所以它比别的学科更需要一个校际间的合作。
此外，就是我觉得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是必要的。但是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实行。国外的人类学会，比如说美国人类学会，他们每次开会至少有四千人，是很庞大的。但是我们的会就不行，比如说在大陆的中国民族学会开会人数就比较少，台湾也有中国民族学会，我也当过他们的会长，都是只有几十个人来，就是说这种互相交流的机会还是很少。不晓得什么道理，中国人习惯各自为政，交流合作的机会不多。应该一方面由政府，一方面由民间共同想办法，去提倡大家多一点交流。现在我们争取到了2008年在中国召开世界人类学大会，在这之前我想应该多举行一些这种定期的聚会。能够有些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中国人类学才能够有发展，就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很多外国学者参加。我们的学科也希望将来能够这样做，因为现在华语也是世界语里的一种。我希望我们中国人类学会能够也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权威性的刊物，有很多人参加，至少每个大学都会有一些人参加，包括学生在里面。你去年组织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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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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