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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乃尔念完博士以后我就去教书。我第一个教职是在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重镇，有两位大师在那里，一位就是Hargold E．Driver，他是克鲁伯（A．L．Kroeber）的学生，是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很流行的一本著作，就是《北美的印第人》，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典著作。另外一位就是研究语言学的Voge Carl，就是Edward Spear的学生，他是李方桂的同学。印第安人的课程，主要是Driver来教，如果他不在，我也开这个课程。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也要开始教关于中国方面的课。我开了两个课程，一个是中国文化，一个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变迁，这个是第一学期的课。这样，我一方面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也因为教课的关系，开始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写一些关于中国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个是根据文献来写的，后来发表了。在那里我呆了七年，但是实际上是只有六年，因为有一年我回到台湾。就是1970年到1971年，我回到中央研究院去作访问。在这一年内，我又回到了卑南族去进行调查。到了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成立人类学系，他们邀请我，说是希望我过去，我就答应了。我从来没去过香港。原来的计划是只呆两年，但是第一年19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这是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所以成立一个新的系是不可能的，于是成立新系的计划就搁了下来，我们只能在社会学系里成立了一个人类学组。社会学系里本来已经有一个组了，是心理学组。我原来还是希望两年后就回到印第安大学，所以就向大学请了假。到了两年以后，1975年我应该回去了。可是我太太和我小孩他们喜欢香港，而且我太太在香港有很好的事情，他们两个人不肯回去。这样我们在香港又呆了一年，到了1976年是一定要回去了，印第安大学把我的课也排好了，但是他们两个到了最后关头还是怎么也不肯回去。印第安大学一到7月份课程都已经排好了，我都不好意思向印第安大学辞职，我只好请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认识印第安大学的校长，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中大确实需要这个人留下来，你们那里人才多，希望你们再找人，他写了一封信替我辞职。辞掉以后，从此就在香港呆下来了，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阶段。
1976年，我们决定在香港呆下来，夏天就回到美国，把家搬了过来。所以实际上，1966年到1976年，我是在印第安大学。1976年以后，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住下来。到了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就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
香港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人类学都是一个冷门，大学不大愿意投资，所以要让社会认识它，让社会认识以后，你才能走下去。所以我在1978年的时候，就和一些当地的学者，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办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们人类学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香港电视台最大的一个无线电视，他们有一个连续剧，好像是叫《香港82》，它是每年有一集，每一集是一小时，讲一个故事，《香港82》就是1982年的香港出现一些什么。有一集里头，讲一家发生的事情，那一家的一个男孩，他考上了大学。他的哥哥是一个比较实际、势利的人，他哥哥问他你考了哪个大学，他说我考了香港中文大学，哪个系呀，考上人类学系，哥哥便说：“你怎么去考什么人类学系，那是专门研究猴子的系!”他弟弟的话更让人生气，他说你看我这个成绩能进到别的系吗？所以我们学生就向他们抗议。香港无线电视台向我们道歉。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就请我们人类学系的老师去上节目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人类学系。可见当时人类学系还是很冷门的一个系，直到现在人类学系在香港也不是一个热门的系。不过成立这个系可以说，就整个中国来讲，除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以外，我们还是第一家。我们是198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是1981年，厦门大学是1982年成立人类学系的。
人类学系成立后，我们必须找地方给学生实习，那时我还是坚持这个观念，要找一个异文化。香港周围最近的就是瑶族，所以我们就选定了瑶族，就是连南的排瑶。我自己也就开始做瑶族的研究。在1986年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也成立了国际瑶族协会。那个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我们得到广东的支持，同时国家民委也给了一些支持。当时费孝通先生也来参加了，但他只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会。我们的会从香港开到广州，然后从广州，我记得当时是有六部车，浩浩荡荡，警车开路，一直开到连南去，所以这个声势是很大的，一下子把瑶族研究给炒热起来了。从那时起，我们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国际瑶族会议，中间还做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开始那一段就弄得很热闹了。到了1990年，那是第三届，我们在法国图鲁兹开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因为我发现瑶族的研究，过去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很多文献，如果我要继续做下去，我必须放弃其他东西，集中专门研究瑶族，当然要学习瑶语了。但是这时我就开始想，我过去都是在研究所谓异文化，到晚年了，我觉得应该开始研究一下自己的文化。所以到差不多90年代初期，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的研究，我还去过一次西藏，对藏族做了一些研究，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去过不少。在9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逐渐结束了对异文化的研究，退出了瑶族学会，开始把我的精力放回汉人社区，到了晚年，我自己想研究一下我自己的社会。
正好这时候，山西一位老先生，就是原来山西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刘贯文先生，经过香港，来看我，他跟我提到关于山西的乐户。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在1993年我特地跟他去了一次，到了山西晋东地区看了一下，确实是很有意思，从1994年开始便研究山西的乐户。我还邀请了另一位李天生先生，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到1997年三年弄完，这个书已经出来了，这本书好像是2001年出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那本2003年才出来。这两本书出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对乐户所代表的那个社会作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那个社会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般的社会不一样。我把他们叫做底边阶级，因为他们是最底层的，也是边缘的。他们自认为是下九流，上九流最低的一层就是农民，农民是上九流最低的，下九流中最底的是“七优、八娼、九吹手”，吹鼓手是下九流中最低的。我做完乐户以后，就想做整个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我觉得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社会的组织都是与主流社会不一样的，唯一具体能够表现它的是《水浒传》里的描写，他们特别讲究义气。所以我说我是研究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
我第二个计划，是从1999年开始做的，已经做完了。它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是山西的乐户，但是跟乐户共存的另一种社会阶级，比乐户地位高一点，叫做红衣行，他们不是贱民，山西也有。另外就是剃头匠，在山西的长子县那个地方专门出剃头匠。然后还有就是河北吴桥的杂技，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这些都做了。没有到南方，因为钱不够。台湾的国科会给钱太少，而且限制在大陆，每年只能有十五万新台币。蒋经国基金会那一次钱是三百万新台币，那时候台币很值钱，就等于是一百万人民币。这次钱只有六十万新台币，那怎么够呢？不够。现在做是做完了，报告也交了，但是我觉得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正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研究再做一做，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还没有人弄过。虽然说现在有些人在研究边缘社会，但我这个绝对不是边缘社会，我想就叫底边阶级、底边社会。有一些文章出来，总的田野报告交给国科会了。田野报告还没到能够出版的程度，所以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这个计划对国科会是交代完了，但是我自己是想找一点时间把它写出来。这学期我在东华大学新开了一门课，这门课也是关于中国的，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就想把我这几年来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一些研究总结一下，这里头最近的研究就是底边阶级的研究。
我到香港以后，除了做少数民族研究以外，也做汉族的研究。当时我到香港的时候，正好碰到“文化大革命”。1973年，林彪已经死了。林彪死了以后，中国大陆出了很多批林批孔的文章，就是揭露林彪的黑材料，黑材料就是讲林彪怎么用阴谋诡计。我就发现这个，确实是一批很有意思的材料。接下来的，批林批孔完了以后，“四人帮”垮了。“四人帮”垮了以后，又批“四人帮”，又有黑材料。这些资料我收集了很多。这里我做了一些研究，第一个研究是关于样板戏，只有一篇文章写了出来，书没有写出来。接着就是“中国人的计策行为”，比如三十六计，这个原本想写一本书，也没有写完，但是最后文章写了不少，有十几篇，都发表了，有一大半是英文，那时候还是写英文比较多。还有一个我也做过有关中国人的关系的研究，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在台湾发表的。这个问题，那时候还没有人注意，还有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热门了。从1975年开始，先研究样板戏，接着是计策行为，断断续续地一直研究了十几年，是没有做过实地的调查，但是那时候访问过不少从大陆去到香港的干部，所以，可以说是有一些田野资料。
我现在教这一门课，就是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希望将来写本书把它总结一下。我想这里比较强调的几点，第一点是需要有一个理论，第二个就是要根据田野的资料，不像过去主要是文献的资料。第三点就是本土性的，有很多观念是从我们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得出来的，不是说模仿抄袭外国人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综合我这几年来对计策行为啦、关系啦，然后从1994年开始的对汉族的一些田野调查，乐户啦、底边阶级啦，用这些调查的一些资料，希望能够写一本书，就用我现在开的这个课的名字——《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 所以总的来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1年，这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做高山族的研究；1961年去了美国，最先是念书，后来是做印第安人的研究，然后1973年到了香港以后，就是在研究香港的民间风俗、中国的少数民族，这是第二阶段；差不多从90年代开始，我回归到汉族社会。三个阶段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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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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