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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
  作者:董晓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0 | 点击数:9993
 

  同样的思路还见于童庆炳写母亲照相的散文。他说,母亲来北京小住,他与夫人带着母亲去照相。摄影师要为老太太拍一张侧身像,照片更传神,但老太太不愿意。她坚持要拍正面照,两个耳朵都全,认为这样才能死后去见祖宗,摄影师和童先生夫妇只好都依了她,她维护了自己的审美观,对这次照相活动很满意。而我们知道,这正是老太太的当地民俗观在起作用。顺应了这种文化,当地人就称美;不顺应这种文化,当地人就不要,更不要说美不美。很多中国散文写女性都有这个特点,她们在当地的文化模式中生存,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在这种文化模式与特定社会运行方式结合时,她们在文化模式中扮演的角色控制着她们参与社会运行的功能。季羡林除了写母亲,也这样评价妻子。他并不写妻子的容貌,而是从她的文化传统去评价。

  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的语言。……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在前辈学者的笔下,女性没有“性化”的过程,甚至没有人对她们的“性化”过程和日常现象予以关注。这说明什么?说明西方人所讲的“性化”概念在这批中国学者的资料中找不到对证。当然,没有“性化”的概念并不等于我国的前辈学者在理性上把女性放到社会角落中。事实恰恰相反,在他们的散文中,女性是从文化评价上被奉为伟人的。对于他们生命中的母亲和妻子等关系至为密切的女性,还在他们心目中处于被尊敬的社会地位。从这类例子看,中国人从文化评价的角度评价女性,与西方从社会评价的角度评价女性,有着十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写作传统。

  (三)性别她者的社会导向

  钟敬文写过他的一位“二嫂”,他说她是怎样了不起的故事篓子,怎样在他需要投入歌谣学运动的时候,向他提供了学术帮助。他到了晚年都忘不掉这位二嫂。他照样也没写这位亲人的美貌,但同样把她抬高到一个民俗角色上,放到了自己永久的理性记忆中。

  钟敬文的至交顾颉刚,也在自己出版的学术著作中郑重表扬了自己家族中的女性群体:

  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如“诸福宝”(苏州的徐文长)之类;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类。除了我的祖父母外,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她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熙。

  (1918年)我为家庭间的变故,一气成病,还家休息。《北大日刊》按时寄来,使我常常接触到其中新搜集的歌谣,心想:我虽因病不能读书,难道竟还不能做些搜集歌谣的轻简工作吗?因此,我就在家中组织人力,从我的祖母起,直到保姆,由她们唱,我来笔记。后来推广到亲戚、朋友家。我的爱人殷履安又在她的母家角直镇上为我收到了好些。一年之中,居然记下了三百余首。

  对这批男性学者来说,在他们的周围有一批活跃的女性。她们具有支持他们的事业的主动性。这些女性不是读书人,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与男性举案齐眉,但她们照样能走到男性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贡献领域的中央地带。这种女性的影响力受到男性学者的正向评价,他们为她们构建了“性别她者”的文化价值兼社会价值。

二、性别他者

  如前所述,西方的“性别他者”概念是一个不完善的社会评价概念,然而这个概念也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但在中国对之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在观察以往中国学者借鉴“性别他者”概念的方式时,既要看到中国资料中有貌似相像的思想倾向,也要看到这种相像倾向只是貌似而已。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改革取向。在男性学者笔下表达的文化改革取向,与当时的社会革命运动是有一定区别的。在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中,钟敬文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女性观,大都出于积极的文化改革意识和新伦理价值观。他们让女性站在明媚的文化曙光里,自己通过称赞这类新女性,获得对文化变革的希望和文化伦理的安全感。我们可以将这类男性学者资料中的变革思想用“性别他者”概括,但要声明它有中国学者所具有的“性别他者”的概念特点,不能与西方人的“性别他者”概念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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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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