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田仲先生在香港长洲岛太平清醮戏棚前。
从外放到回归
1972年您回到东京大学任教，从1955年毕业到1972年，中间的十七年您当过银行职员、高中老师，又在北海道大学、熊本大学任教，这样的经历与很多人认为的“东京大学是培养官僚的大学”很不一样。
田仲一成：东京大学的法学部、经济学部、工学部的毕业生成为官僚的多，但是文学部学生几乎没有。虽然能考上东大的学生都很优秀，但是学生出仕当官还是需要专门的知识训练，要下功夫学习法学、政治学，尤其掌握统计的技术才可以，文学部的学生完全没有这方面背景。这个情况跟中国儒家传统下的“学而优则仕”，是完全不同的。东大文学部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中学老师、出版社编辑、报社记者、大学学者等，愿意以笔耕糊口，有志于当官的几乎看不见。
中国学界一直流传着“东京大学培养官僚，京都大学培养学者”的说法，其实是误解。就文史哲这三个学科来说，两个大学的毕业生成为学者的最多，而且东大出身的学者比京大更多，因为校史最久、分布全国的毕业生数量最多，而且东大的老师也比较有力量推荐学生到各大学任教。比如说1950年代全国国立大学副教授以上的一万名研究者之中，百分之六十的学者出自东大。
像您这样从法学专业转行文学研究，在日本学者之中似乎不多见，是什么原因促使的?
田仲一成：当时法学部毕业生有不少到银行工作，我在日本相互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身之一)工作了两年，越来越觉得性格不合适银行工作，于是决定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考回东大的中国文学修士(研究生)。东大研究生入学考试很难，专业水平很高，本来像我这样转专业的人需要重读本科，但因为我那三年的中文课程出勤率很高，老师很熟悉我的水平，仓石先生建议我直接参加考试。1957年，我运气好考上了中文专业研究生。二十六岁进入博士课程那年父亲去世，之前父亲久病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我作为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负有全家经济重担，完全不敢奢望成为学者，因为毕竟在日本社会，家庭经济优裕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学者。父亲在世时也一直不支持我继续做学问，他认为学者的路太艰难了。所以当时我认为还是当中学老师比较现实，于是父亲去世以后，参加了东京公立学校国文科的教师资格考试，获得资格之后，就在高中兼职教国文学，这样的夜校老师生涯持续了七年。其实我平素很喜欢日本古典文学，因此当国文科老师是自愿乐意做的。
可是看您的履历，两年硕士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也就是说您在读博的同时也担任高中夜校老师?
田仲一成：这是迫于家庭经济压力，博士三年我实际上是以中学老师为主业，白天读博士，晚上五点到九点则是高中老师。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快速增长中的日本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外地年轻人初中一毕业就到东京来打工，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到高中夜校读中学。我任职的东京都立深川高等学校既有三年制的白天高中课程，也有四年制的夜校课程，夜校的学生读完四年可以拿到完全一样的高中毕业文凭。1962年，我博士课程修了退学。1990年代以前，日本的文科博士一般获得“修了”资格即可，没有被授予机会提交博士论文参加答辩，当然也没有“博士”头衔，只有“博士修了”资格。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博士学位是对走完一辈子学术活动的老学者授予的名誉称号，五十岁以下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提出论文。那时的大学教授常跟我们说：“只要好好做学问，不写论文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对发表论文比较慎重，到了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发表第一篇论文。1962年博士修了之后，我就在当时东大录取率极高的东京都立新宿高等学校担任全日制中学的国文科老师。
像您这样博士课程修了之后去当高中教师，在1960年代普遍吗?
田仲一成：其实我们这样的中文博士毕业一般找不到大学教职的。当时日本设立中国文学讲座的大学不超过十一家，由于大学是讲座式，一个中文讲座只有一个教授名额。我的学长和同学，比如丸山昇、木山英雄、近藤邦康、传田章，也都经历过高中教师的阶段，后来有了机会才回到大学。而且东京大学的教授一直遵守着“组织的原则”，就是从本专业的本科学生中挑选最优秀的人才，修读硕士、博士，然后留在东大接班，先确保最优秀的学生能接班，再顺次解决其他学生的工作。从“组织的原则”来说，我这个转专业的学生是排在最后面的，同年的同学都解决工作之后才能排到我。而且当时我已经专职担任有名的高中的老师，职业也稳定，东大的老师觉得不必考虑我。东京大学在明治初期创立以来模仿的是德国大学的“讲座式”，“教授-准教授-助教”，每个位置只有一人担任，一般由老师推荐自己的优秀学生作为接班人，从助教开始做起。在这样比较封闭的体系里，只要坐上助教位置，之后就算论文发表不多甚至不写论文也可以平稳地上升。东大、京大、东北大之类有势力的大学才有可能保持这样的传统，老师才有可能推荐学生到地方大学去。而且担任讲座教授的学者有权力也有责任推荐学生找工作，学生认为讲座教授掌握着他们的命运，所以逢年过节都到教授家里去拜贺新年，教授家里也常设流水席招待学生。那时候我也到老师家里去拜贺新年。
后来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回到大学任教?
田仲一成：进入19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中国语课程的地方大学多了起来，我的同级同学一个个都回到大学教中文，户川芳郎比我先回到大学任教，他劝我赶紧发表论文，这样好找教职。于是我全职中学教师才担任一年就自愿转为夜校老师，回到晚上教书、白天在图书馆看书写作的生活了。这样辛苦下来，1965年秋天我先后在《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学》发表两篇论文，受到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田中谦二、入矢义高三位先生的评价，再加上户川等老同学说服东大的老师推荐我回归学界，1966年，我受到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尾上兼英教授的推荐，到北海道大学担任中国文学讲座的助教。然而日本的大学助教一般不能在本大学转正为副教授，所以1968年我得到转任熊本大学讲师的机会，在九州岛一直执教到1972年以副教授的身份回到东京。如果不是户川芳郎等老朋友们说服东大老师，我可能永远不能成为学者。朋友是我最大的恩人。
印象中东京大学直到现在都有规定，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校，“外放”到其他大学去，然后才有可能回归东大。可是东大的学生已经是最优秀的了，为什么毕业不能直接留校任教?
田仲一成：直接留下还是有危险吧。优秀的学生不一定成长为优秀的学者，东大的老师对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不敢保证他一定可以胜任学术研究，所以让学生到地方的大学去，观察一段时间，有成就的学生自然会被老师召回。不过东大法学院是一个例外，他们有信心挑选的学生一定是全日本最优秀的学者，不需要外放。本科生留下当助手，不久派遣到欧美留学两三年，回国之后即可上升为副教授，经过十年，往往三十三岁左右就当上教授了。这叫做“纯粹培养主义”(in-breeding system)。中国学术界培养人才的方式属于这一种。但是其他学科还是保持“严选毕业生”的办法，尤其是东大医学院，本来杀回东大当副教授已经很了不起的人才，可是医学院规定正教授必须从外校中选出，所以要成为东大医学院正教授的学者又要第二次外放，在别的大学升职之后才有可能回来。这样筛选制度虽然严格，但还是比较公平，也比较保证东大教授“一人当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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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201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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