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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霞的重庆市司鼓村个案，其关注重点是“同一讲述人”和“不同讲述人”对同一神话类型的讲述活动。其存在的不足是对“司鼓村”文化环境、文化变迁的交代与讲述人、讲述活动、讲述文本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如果将社区日常生活的章节删除，并不妨碍读者对上述关注重点的理解。对这一问题，张霞在篇末已经做出回应：“笔者原稿对司鼓村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的描述还是比较静态的，未能展现……司鼓村……如何在村落、地方、国家与全球各个层次的不同力量的合力下，保持并变革其神话讲述的动态过程。”但无疑，张霞对讲述人与神话变异之间关系进行探讨的田野研究，为神话“当下”的实地研究贡献了优秀的案例。
李红武的安康伏羲山、女娲山个案，重点在于神话讲述人的神话观。这对“现代口承神话”命题来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因为这是文献神话研究的短板甚至盲区，也是此前口承神话研究中关注较少的。这一田野点的核心价值在于：伏羲女娲神话与山川风物有机联系，形成地域性的神话传统。不过，在围绕地名、建筑、民俗事象、山歌、传说、讲述活动、民间信仰来呈现讲述人的生活史的过程中，伏羲女娲神话内容本身与讲述人神话观的关系一定程度被遮蔽了。
徐芳的洪洞县侯村个案，着重调查了女娲信仰在20世纪末恢复的过程，并关注了女娲神话讲述活动随之复兴的现象。不过该章侯村“古话”和女娲神话讲述活动之间的关系未做深入探究，对侯村民俗生活、女娲陵、女娲神话与女娲信仰之间的联系也未予以关照。
仝云丽的淮阳太昊陵个案，运用社会史的分期方式写作民族志，呈现人祖神话讲述活动的历史变迁，既有基于文献梳理的历史还原，又有基于田野调查的当下呈现，较好地体现了神话综合研究的理念。该章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析仍显草率，比如1930年代神话“自在地传承”的结论值得商榷。另外对讲述人李安的生活史研究与之前的社会变迁研究未能较好地整合。
在神话本体研究方面，四个案例基本都涉及伏羲女娲神话。这与杨利慧多年来对女娲神话研究的专长和兴趣有关。不过，各章在突出讲述人、讲述活动时，伏羲女娲神话本身的位置则被弱化了。
本书对当特定社区中神话生存状况的调查研究，是对世界神话研究的一大贡献。杨利慧深感：“对古代典籍神话的研究，毫无疑问地、压倒一切地占据着世界神话学的核心。”她力主进行具体而微的、语境性的、当下的神话研究，以批评基于文献和文物的神话研究的积弊。本书尤其体现了“去浪漫化”、“去想象化”、“去宏大化”的特点，这是对以往世界神话学研究尤为重要的“批评性贡献”。从结果来看，《现代口承神话》一书充分体现了“朝向当下”的新的神话学追求，神话在当下中国部分社区中鲜活灵动的存在状貌得到了较好的描述和呈现，实现了对世界神话研究的反思与推进。
三、具有前瞻性的神话学省思
从蒋观云算起，中国人对“神话”的研究也有100多年的研究史，西方学术思潮促进了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多次范式转换。时至今日，中国学者神话研究的学术自觉日益凸显，尤其是具有前瞻性的思索和实践越来越多。杨利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从博士学位论文开始，杨利慧就一直围绕着女娲神话、兄妹婚神话展开调查与研究。《现代口承神话》与其之前的著作《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相比，体现出明显的反思与推进。如《后记》所言：“与流行的‘向后看’的取向不同，它注重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向当下看，也留心那些正在当下生动地呈现、而未来可能日益显要的内容与形式;与惯常使用的文本分析方法不同，它坚持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强调在特定语境中具体地考察神话的讲述活动以及神话传统的传承与变化;与盛行的忽视传承主体的做法不同，它重视那些传承和重构着神话传统的个人，注重他们的神话观及其在传承中的能动作用。”这种“朝向当下”、“面向未来”、“聚焦主体”、“描述现场”的追求，正是具有前瞻性的神话学眼光。
在《现代口承神话》成书前后的几年时间里，杨利慧一直在根据调查进展，不断反思和批评经典神话学理论，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比如“神话不一定是神圣的”、“语境有限度和效度”、“神话的积极承载者与消极承载者”、“神话传承主体和场合的多样性”等。这些观点在本书中也进一步得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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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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