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循儒家礼学的指引，帝制时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和过程呈现出高度仪式化的特点，从而凸显了仪式的那些共性特征。各种仪式的首要特点在于它们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即仪式都是经过悉心设计和安排的。这一点体现在仪式文本的制作和结构、背景布置、道具安排和角色选择等方面。其次，仪式都具有一定的封闭特点，其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变化空间。第三，所有仪式都承担传递意义和制造效果的功能，可能其中一种在特定的仪式中更为主要。仪式的目的都在于生成、确立、再造和重申既定的价值和秩序，既为当下的行为提供模式，也为将来的行为提供方向。最后，仪式主导者与参与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前者控制着整个过程，后者通常只是为完成仪式而参与。帝制中国的政治仪式在强化某些特征的同时，也弱化了另一些因素，从而更显突出。

　　帝制中国的政治仪式的第一个特点是极端的封闭性。无论是帝国仪式还是官方仪式，它们只能在限定的空间中进行，如专门指定的宫殿、官衙和寺庙。这些空间与日常生活领域隔离，通常被视为“禁地”。经过这种隔离处理，仪式的地理空间就被赋予一种神秘性，并通过这种神秘主义体现权威。与此同时，封闭性也表现在仪式参与者的限定方面。参与者不仅是精心选择的，而且人数有明确的规定。仪式并不对其他旁观者开放，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有参与仪式活动的机会。这与欧洲国家的皇家仪式形成对照。中世纪君主到诸侯领地的巡视，伊丽莎白女王的御行和加冕，都鼓励臣民的参与，旨在生成一种君臣和谐、举国同欢的社会团结效果，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于其经常性、宣示性和盟约性。而中国的政治仪式更强调等级秩序和宜示帝王至尊、臣民服从的“礼”学道德，其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于其经常性、训诫性和模拟性(注：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第174页，王海龙等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与第一个特点相关联的是，帝制仪式中的角色地位区分固定，身份等级特征极为明显。参与者严格按照预先规定确定其在仪式中的位置、服饰、语言和姿态，对规定的任何程度的偏离都被认为是对现存秩序的挑战，其行为的后果所招致的惩罚将是很严厉的。仪式主导者(皇帝、官僚等)握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其它参与者只能是服从，他们通常被作为主导者意图表达的工具。由于存在各种隔离规则，观众与仪式参与者、主导者与一般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也是被隔离的。仪式过程中的这些特点反映和强化着现实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垄断和等级秩序，体现了帝制时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权力本位、官本位、义务本位的基本要旨。

　　中国政治仪式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公众表达的普遍缺失。即只有仪式的主导者才有发言权，其他人尤其是普通参与者没有多少表达意愿的可能性。仪式活动的目标是寻求一致性，但在中国，一致性是被官方先验地确定的，所有人都应当用一个声音说话，而这个声音是属于权力者的。因此，普通参与者并不需要表达。另一方面，中国缺乏像希腊或罗马那样的修辞学传统，也缺乏众多的非文化性社团，因而没有发展出一套公开演讲的技术。儒家以一种“聪明的语言”质疑人(因为它所信任的人都是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圣人先贤”，很少是具有“人性”的人)儒家官僚明显地更喜欢书面语言的权威而不是演说艺术。传统的宗教仪式没有提供任何演说的修辞模式：没有固定的每周布道的集会式宗教。帝国晚期才出现的公民团体(会馆)既不是教会式的，也不是欧洲民间社会团体进行政治集会和演讲的罗马共和模式。在官方的、正式的中国政治中，交流过分依赖于仪式行为和书面语言(如诗、词、官样文章等)，公共意见的修辞学和表达艺术甚至是支持而不是挑战现状的都没有任何空间。认为礼治是惟一合乎道德的儒家理想主义者，或是争辩稳定的政治系统只能依赖于严格的法治的悲观主义者，他们都没有致力于发展一种避免陷入其中之一的新方法。儒家和法家都没有提出运用说服、公众意见的有组织表述、修辞手法以及其它一些礼和法在维持控制时都不采用的戏剧性方法的可能性(注：Benjamin Schwarl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02-104.)。甚至像聚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这样简单的行为也经常被它们看成是颠覆性的，许多王朝都认为臣民三五成群在公共场合交谈行为是在密谋造反，因而法律对此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这类现象既是礼治(仪式政治)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这种政治过程的主要结果。

　　因此，自秦汉儒家礼学成为中国主流思想并传承至帝国末期以来，仪式化的政治就处于不断的再确认和强化过程之中，反映在社会一政治结构方面，就形成一种“超稳定”特征。仪式政治传递的主要价值是社会的权力本位、政治的官本位和社会成员的义务本位，其核心是专制王权和等级制。可以说，当汉王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帝国的仪式政治就已成型，以后各代王朝的政治活动或是对其的没有创新性的模仿，或是有所简单的增补。当20世纪初西方的公开化大众性政治引进来以后，传统政治模式仍对共和时代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新的政治空间——政治剧场与古老的政治仪式的交互转换就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的主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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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