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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政治仪式:对帝制中国政治的解读
  作者:马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9-02 | 点击数:7911
 

  二、帝制中国的政治仪式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化比中国文化将仪式在统治过程中赋予更为关键性的作用。孔子争辩说,如果统治者能克已复礼的话,那么,他的臣民就会对他的善行做出良好的回应(注:Jeffrey N.Wasserstrom,edt.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1994),pp.46.)。这种以仪式进行统治的观点是儒家学说政治观的中心价值。由于儒学在整个帝制中国时代是主流的思想学派,它也就在事实上主导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面。精心设计的仪式统御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且保证着社会与宇宙秩序的和谐共生。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帝国时代行政管理上的各种缺陷(如纯粹意义上的文人治理、皇帝的个人权威、很少的治理技术措施等)、它的较小规模的正式官僚机构,都是与儒家轻视用制度和强制性惩罚来统治国家而过分强调仪式保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的观念分不开的(注:Susan Naquin and Evelyn Rawski,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pp.88.)。中国政治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论题被定义为、分类为和描述为礼的正确行为。礼规定了天国、皇帝、官僚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各种关系。

  礼的最高类型是帝国仪式,它被完全限定在京城附近用于帝国献祭的宫殿和特定的寺庙内。这些仪式包括了帝王祭天拜祖的宗教性活动、尊崇儒教先贤圣人的示范性行为、新君登基加冕的帝国庆祝场景以及更日常化的与朝廷议政有关的君臣议轨。在皇城的大墙内,仪式都经过特别的精心安排。参加者的身份、数目和参加者的地点、服装、姿势和语言都是经过仔细设计,所有这些是用以展示宫廷和官僚既定的等级秩序以及展现皇帝在联结人的社会与更大的宇宙空间上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作用。高墙和卫兵排除了普通大众的参与,而且已精心规定的参加者的角色也排除了政治仪式出现任何与其初始目标相左情形的可能性。

  帝国限制性参与模式的最为显著的例外,是各朝皇帝的狩猎和巡游活动。当先行官集合全体官员、本地名流和普通百姓跪迎跪送帝王的驾到和离去时,皇帝会得到人群的欢迎。但是,无论皇帝是骑马乘轿或是坐船出行,人们在他面前都只能俯伏在地,即使是在路途中也是如此。因此,帝王的隔离模式并没有完全放弃。清朝康熙皇帝偶尔也利用旅行和狩猎接见寻常百姓,问询他们的收成,尤其是有没有地方官员的压迫行为。这种接触方式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打破了君臣之间的极端隔离交往模式,皇帝不再隐藏自己而给每一个人以接近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形式满足人群一睹龙颜的热切心理并向社会展示统治权威的合法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官方对皇帝与人们的此种接触没有正式记录,在儒家看来,这种接触本身在礼仪上是成问题的,它的道德合法性很受质疑。

  礼所表现的另一种仪式行为是官方仪式,这是一种倾向于模仿皇帝行为的仪式。只是在级别、规模、所使用的仪式道具的规格等方面与帝国仪式呈现差距。中央朝臣和地方官员被看成是“精神上的小君主”(父母官),他们重复着皇帝向土地和谷物圣坛献祭的帝国仪式,在孔庙里进行膜拜活动,在公堂(衙门)中按照政治仪轨处理事务。日常交往中的仪式主要局限在和地方名流或官员之间私下拜访的仪式行为中。和皇帝巡游类似,官员出行由前面的仆从侍卫吆喝以及写有肃静、回避的旗帜开道。但官员的到来和离开至少也提供了一种列队仪式,这些仪式向大众提供了他们对一个颇受欢迎的官员的离去表达遗憾之情的机会;或者相反,对一个不受欢迎官员到来表达的“遗憾”之情(注: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p.449-450.)。总体而言,官方仪式仍然同帝国仪式一样,强调间接交往的隔离重要性。在高度等级分层的仪式中,仪式主导者(皇帝、官僚或者皇亲国戚)面对的是沉默的观众,在很多情况下观众因为俯伏于地,甚至从不曾见过仪式主导者的脸面。

  这些情形同欧洲中世纪以来皇家的或市民的仪式的对比是明显的。从14世纪开始,皇家(君王)入城就是列队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但是在进城时,君主会看见(遇到)武装的城市民兵,他们将该城的城门钥匙交给君主,这是一种表示忠诚的行为,也是对客人的一种姿态,并且受到街头化装游行市民的欢迎,这是象征性表达出公民对其统治者的某种期待。在德国的一些城市,出于对市民自治权的一种坚持,公民对王子或主教的欢迎可能转化为一种武装力量的展示。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市民把他们的君主视为竞争者或者对手。但是,在每一个地方,这些仪式都为城市生活中的团体组织(大学、同业公会、议院和参议会、僧侣、民兵、律师、商人)提供了在公共秩序中进行组织活动和公开宣示其地位的机会。因此,即使专制君主的仪式也倾向于以赞扬公民品德、鼓励保障城市自由的方式来阐释王权的实质要素(注:Lawrence M.Bryant,The King and the City in the Parisian Royal Entry Ceremony(Geneva:Librarie Droz,1986),pp.22.)。(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在帝国时代,能够突破封闭性政治仪式的一种合法的政治行为,是要求对不幸做出补偿而向官员请愿申诉的权利。“鸣冤鼓”常常被安置在传唤申诉者的官衙大殿前面,这是一种为民做主的象征符号。在整个帝制时代,这种鼓都一直存在,清朝是把它放在天安门的西南角。然而,各朝的政治实践却是强行压制百姓直接到京城请愿,绝大多数的申诉都由地方当局处理。很自然地,请愿行为可能导致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示威活动,这就可能发展为骚乱或者甚至是叛乱。当然,这种群众性的请愿运动并不常见。此外,中国情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神的世界里也重复着官僚等级制度。遥远天国里的诸神关系是按人间尘世的等级秩序的再造。这样,神也成为请愿的对象而且远比向官员申诉更为频繁。如此,宗教仪式就成为一种“学习的游戏”,它教导普通中国人“如何分析(以便控制)统治他们的政治系统”(注:Jeffrey N.Wasserstrom,edt.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1994),pp.49.)。

  在帝国时代,请愿为民众进入极为封闭的正统政治王国提供了一条有限的路径。但是国家严厉处置超出个人不幸范围而运用请愿方式的企图。它们不能成为对政策问题进行公开争论的一个借口。甚至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觉醒开始缓慢的改革进程后,公众政治的发展运动也是出奇的缓慢。直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中心点就是新的政治空间的出现、新的行为形式——政治剧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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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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