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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人不论贫富均喜欢喝酒。每年秋收后，人们都喜欢煮酒（基督教徒除外）。谁家煮的酒多就表示富有。勇敢的猎人把他们射中的野兽头骨挂在屋内，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村寨中谁家牛、羊及猪成群也是一种荣耀。帮助孤儿、老弱等人也能得到赞誉。荣耀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通过各种努力达到成功的结果，并得到大家认可的一种精神境界。
傈僳人十分好客，即使不相识的路人来到家中，也会主动热情款待，为其安排食宿。主人不在家，客人可以自己煮饭吃，主人回来不会怪罪，但必须等主人回来后才能离开。对从外村寨搬来的不同民族的人家，人们也会一起帮助建房，并借土地、种籽、粮食给他，使其安居；凡村中人婚、丧、嫁、娶、修屋建房等，大家主动相帮不计报酬。与傈僳族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礼仪观念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时代纯朴的意识，礼尚往来、互相帮助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傈僳族传统的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举凡家里办喜事、丧事、有人生病、做恶梦，及在生产劳动中播种、收割、狩猎、建房等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以求得各种“尼”（神灵）的保佑，以禳除凶祸，化为福吉。由于神灵众多且无统属关系，做一件事就要祭一个特定的“尼”，故怒江傈僳族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他们认为风、雨、雷、电、森林、石头等物都附有“尼”的精灵，每当人畜生病或遭到灾祸时，便认为是得罪了“尼”，必须祭慰神灵，以求得和解，逢凶化吉。由于祭祀时大量杀牲，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据不完全统计，仅碧江县5000余户傈僳族，每年用于祭祀的黄牛至少100头，猪6000头，羊400只、鸡上万只，粮食10万斤以上。（注：《傈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杀牲祭祀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造成傈僳族人民长期以来摆脱不了贫困的原因之一。同时，对人们精神思想上也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束缚。
过去，怒江州境内的傈僳人还有着世代相承的习惯法，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中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几百年以来，傈僳人依靠这些习惯法来维持社会秩序及处理各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如用“神明裁判”的方式解决家庭纠纷、房地产买卖以及伤残或死亡事件的处罚等，“神判”有抛血酒、吃血酒、捞油锅3种形式。 神判属于原始宗教裁判性质的活动。原被告双方均希望神明验证谁是谁非，以求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裁决方式。
过去，傈僳族在交易观念上没有商品经济的思想，群众之间的产品交易，大多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大家都羞于做生意。当时无集市，亦没有统一的货币，黄牛、生铁锅、铁三角架（烧饭用）、粮食、生猪等，成为交换的基本计价单位。1912年以后，一批批汉、白等民族商人、小手工业者在碧江、福贡、泸水、贡山等地经商交易，先后形成了10多个初级市场，通过“赶集”形式，将怒江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如铁制农具、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运入怒江，又从怒江地区运出山货、药材等。银元半开已开始流通，但不普遍。傈僳族内部出现了较少的一部分季节性的行商，将原来只是为个体家庭而生产的竹篾器、麻布、土特产、山货、药材等逐渐部分地变成为交换商品，而另一部分傈僳人则将山货、药材等物背到市场换回盐、铁农具等。在交易中，他们不太注重是否等价交换，但只要换回自己所需物品即可。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和初级市场的形成，渐渐改变了傈僳族以个体家庭及村寨物物交换的原始方式以及经济上的隔离状态。（注：《傈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但大多数傈僳人仍认为做买卖是不正当的生活途径而不愿从事。
二、当代社会观念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傈僳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些传统的社会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促进了傈僳族人民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建国初期，政府在对怒江等地傈僳族地区人民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坚持从这些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出发，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步骤和形式，逐步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并开展农业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着手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有牛大家犁（田）、有饭大家吃的原始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社会思想观念最先受到冲击。20世纪50年代初，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劳动计酬方式，由于不利于生产的合理安排，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被逐渐淘汰，按劳取酬的分配观念开始逐渐形成。（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傈僳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排印本第110页。）
傈僳族重视多子的思想观念也得到改变，如1986年从泸水县大兴地乡瓦玛地一带迁到六库镇排路坝平安寨定居的傈僳人就是典型。该社刚迁来时有12户人家，70多人；到80年代发展到33户，130余人， 过快增长的人口和有限的土地资源发生了矛盾，给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当地社队干部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措施，在多种场合下，采取不同方式给群众讲述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以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日趋减少的事实启发群众。几年以来，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在干部带动下，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从80年代至今，该村已连续多年实现无超生，绝大多数育龄妇女采取了节育措施，有数对夫妇领取了独子证。平安寨多次得到省、州、县有关部门的表彰。由于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1980年时全社人均口粮只有150多公斤，人均收入只有350余元，现在年人均口粮达到350余公斤，人均收入达到750余元，改变了过去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贫困生活。（注：普建益：《国策在傈僳山寨扎根》，载《怒江日报》199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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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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