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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据说你做过DNA检测，是属于哪个系统呢？
李：都是百越系的。百越的特征O1单倍群，在里面占到60%，这是很高的，其他百越群体都没有那么高，只有20%~30%。除了台湾高山族以外，高山族有的可以达到100%。
徐：宕傣是不是要申请族别的研究？
李：没有，没有这个需求。
徐：那文化上比较特别 ，是不是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李：因为上海原来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人们从北往南走，经过苏州、杭州，根本就不会到上海来。我们处于上海最南部，靠海，是个更偏僻的地方。我们是在那里自我生存的一个小群体，对外交流很少，所以一直保留下来。后来的汉人迁来，我们和他们交流很少。
徐：现在对宕傣有没有什么研究?
李：没有过多的研究，就是我做过些调查写过些文章，很多东西都越来越少，几乎要消失了。现在看到穿民族服装的很少，老人也不大穿了。是那种镶边的大裙子，还有织锦。好多风俗还是很有百越味道。
徐：但是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还能保留原来的传统吗？
李：是呀，前年我们拆掉了自己的村子。我们的村子叫［ｏ］，是百越村子的意思，里面的树都是两三人合抱的，都砍掉了。我们是最好的寨子，“风水”也最好，开发商就看上了。
徐：这样看来你从小就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加上家庭教育。可以看到你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才能做得这么好。我觉得读你的文章，行文非常流畅，逻辑性也很强。
李：我时间也比较仓促，不然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
徐：一环一环扣下来。本来你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概念，方法论上的东西，专有的名词。可以看出你专业的基础训练，分子人类学的复杂方法介绍得像人文书一样可看。
李：我在民族学方面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指导。我从1997年开始接触民族学，受到中央民族大学很多老师的指导，包括苍铭老师，还有祁庆富老师等等，他们都曾经对我有很大帮助，所以在民族学方面，很多东西原来搞不清楚的，现在就清楚了。
徐：听说你下田野27次，前前后后去过很多地方。
李：确实去过很多地方。云南的小角落都到了。1999年的时候，我进到了云南最偏远的独龙江地区，而且走的是老栈道。过了索桥，走了三天三夜，进去以后都不成样子，手脚都磨坏了，泉水一冲，脚趾甲都掉下来了，过了几年才长出来。
徐：这样看来你的田野完全是人类学的。但是我觉得田野上除了对你的学问很有帮助，对民族的认识也很有帮助。
李：有很大帮助。对很多民族原来是停留在书本上，说他们有很奇特的风俗，但只有我到了那边，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才对他们有直观的认识，跟他们交流接触，对我自己才有影响和提高。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我心理状态的完善和成长都有帮助。
徐：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事例。
李：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多到我一下子不知道说哪个。
徐：那说一个广西的，广西你应该也跑了不少地方。
李：是的，特别是跟黄老师一起，后来还有瑶学会的项目，也是跑了很多地方。实际上印象最深的还是在独龙江。因为我进去时怒江团委书记安排的，他们团委有一个小伙子，现在是副书记，原来是干事，是独龙族的，他觉得研究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独龙是一个小民族，躲在河谷里面，很偏僻，跟外界接触很少。他们觉得把他们的民族研究得越透彻，他们就越高兴。我跟他接触，他觉得我特别好，印象很深，感觉独龙族的人真的非常淳朴。
徐：你哪一年出生的？
李：1978年，生活在幸福的年代。
徐：你又很刻苦很用功。
李：还有一件事情，是1998年的时候，到思茅地区澜沧江调查。跟拉祜族接触。他们因为长期以来近亲通婚，体质有所下降，他们自己的学者、干部都很关心。看到我们去调查，非常高兴。把很多情况透露给我们，让我们去调查，帮他们搞清楚。甚至和其他民族一起的时候，说他们族状态最差，他们都没有不高兴，完全就是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给别人看，跟我们交流。后来我们跟他们联络失学儿童的救助，捐助希望工程。当时我回来带了一些失学儿童的材料回来，在大学开展活动，捐助他们。所以跟他们当地关系非常好。
徐：所以你不仅做学问，还关注老百姓。
李：我觉得做人类学，这点还是需要的，人文关怀。
徐：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分子人类学。你在建构你的学术平台的时候，他们提到你非常专注你的平台。你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建构你的平台，澳泰，遗传学，具有哲学的思想，怎么形成这样看法的?
李：我从来就对哲学很感兴趣。我觉得做科学不能没有哲学，哲学是科学的基础，一个人做科学要到“大家”的水平，不懂哲学是完全做不到的。只是科研工作者而不是科学家。要做科学家必须从哲学入手，把哲学水平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向科学家的水平发展。所以我觉得自然哲学是研究科学的第一步。特别是像我们分子人类学，它的形成发展历史不久，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形成这个学科，90年代才开始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跟老的经典的遗传学分不开，很多概念一直混在一起没有独立，对这个学科发展不利。很多问题不仅人家纠缠不清，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包括某些科学家反对非洲起源说，说我们不对，为什么呢？同样是分子研究，有的做出来是5万年，有的是50万年，同样做这块的，有的构建出来这个结构，别人做出来是另外的结构，所以人家就说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严肃的、不科学的、不可靠的，那就完了，那分子人类学怎么发展？其实这些批评呢，是不对的，但问题不出在他们，出在我们，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哲学体系构建起来，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想怎么解决问题。这个方法论在哪里，这个出现误差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进一步发展下去。我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是讲哲学，把哲学问题讲清楚，就能知道什么东西是错的，什么东西是对的。
徐：我觉得对澳泰族群的遗传学研究来讲，你的作用也很大。你能不能谈一下你是怎么建构澳泰族群系统的。
李：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系统论，世界万物都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用最好表型、最好方法来构建的。对于人群来说，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把这个系统研究清楚，才能探索规律，解决问题。就人群系统来讲，大概念，大群体，在以前的研究中，包括非洲起源学说，已经搭建好了，包括东亚人群是怎么来的，都已经搭建好了。但是很多细的问题都没有构建起来，比如东亚人群，他首先是二分的，这个二分是怎样的？在之前的遗传学是南北二分，北面是从北面来的，南面是从南面进化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存在问题的。前面看到很多数据，很多结构，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二分，而是东西二分。我一直是这样觉得的。我们实验室在我之前的很多研究，还是关注在南北二分上的，包括文波。他做的分析中虽然南北二分很有道理，但不是根本的。所以我现在构建的澳泰系统，就是东西二分的。从南往北，东亚人群进入中国大陆，首先的分化状态，第一次分化就是从澳泰地区开始的。澳泰族群怎么分化，实际上就是我原初的兴趣所在，而且是我所在的这个族群，实际上也是解决我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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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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