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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族意识浓烈的文人的偏狭，导致一些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结论。文化遗址的确认必不可少的需要有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和实证材料的证明，不能凭借想象建立起右江河谷古人类活动遗址同敢壮山以及布洛陀之间彼此存在相互承继的关系。这些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论证，才能令人信服。文艺工作者的灵感闪现导致一部分人迷了心志，乱了阵脚，违了初衷，失了底气。进入田阳县的公路上，竖起“壮族发源地”的路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成果证明“柳江人”、“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等广西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同今之华南人种以及壮族先民存在渊源关系。（张声震，１９９４）怎么能将这些固有的考古成果搁置一边，视而不见？
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仅仅有热情和美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让科学证据说话的理性精神显得尤为珍贵。
三、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促使人文资源开发不可避免地进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运行轨道，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和投资商从事民族文化开发的“醉翁之意”，其实是在商业效益的获取，弘扬民族文化只是冠冕堂皇、招摇过市的挡箭牌。
２００４年，第六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同日举行，成为国家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被当做“树立城市形象”来经营的，所以，当地领导认为花几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投入民歌节显然是值得的。这种投入不仅有近期回报，还会有长期回报，这个长期回报就是南宁的知名度和对外开放的新形象。由此，花１００万甚至２００万元请来一位歌坛明星，也在所不惜。但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巨大反差是，民族文化开发所得效益只有九牛一毛转用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传人。参加过南宁民歌节的许多民间艺人在民歌节之后，领完歌节期间每天５０元的补助，报销完来回路费，只能回家重操就业或者外出打工谋生。黑衣壮一位著名歌手唱完歌之后，就在那坡县城用摩托车载客为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来资本的温情面纱不复存在，金钱关系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７２∶２５４）商业利益驱动将民族民间文化固有的神圣性消蚀殆尽。
经过将近两年的筹划，百色市和田阳县有关部门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１日至２７日在敢壮山举行了首届“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民间文化习俗正式变成旅游开发的对象。据笔者和李伟华的调查，纳入政府运行系统的敢壮山祭祀活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商品交易取代传统对歌的“有圩无歌”现象愈演愈烈——敢壮山下３００多个商贩摊位，近乎占据了敢壮山广场的半壁江山，饮食小吃、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们来到这里，不像是来赶歌圩，更不像是来朝拜圣地，而是来逛贸易市场，充耳所闻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其次，喧嚣的世俗环境亵渎了壮民族的文化圣地——如今的敢壮山下出现了各种博彩性质的活动，有政府组织的彩票抽奖，更多的是各种博彩游戏活动。福利彩票领奖台上竖着几个高音大音箱，主持人不停的高嚷：“朝拜布洛陀，赢取大奖。”山下的小摊上，各种冠以“布洛陀”、“敢壮山”之名的商品堂而皇之地销售，布洛陀演变成为任由小商小贩经营的商品，传统的对布洛陀始祖顶礼膜拜的神圣心理被消解。
第三，官方和商家操控下的民俗文化开发演化成主流文化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分野和对立——自从官方和商界介入敢壮山歌圩活动以来，官、商意识和民间习俗出现了明显的分野。旅游节期间的各项活动可以分为官、商和民间两大系统。（见表１）
敢壮山民间祭祀布洛陀，传统上是开始于农历三月初七，政府部门和商家为了延长经营时间，将有关活动提前到三月初三。今年旅游节开幕前后，暴雨连连，新建起的布洛陀广场大门出现了塌陷，当地人认为商业化的运作，触怒了神灵。
在世俗化时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民族民间文化面临两难境地：缺乏商家和政府部门的加入，自发状态的民俗民间文化活动传统日渐式微；官、商权力资本和资金投入促使民间文化的潜在价值得到发挥，但是与这种价值实现相伴随的是民族文化的更深层次的边缘化。
四、地方文化传人与广西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个案研究
地方文化传人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负载者，他们肩负着民间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外来的力量至关重要，但却不是惟一的决定性的力量。民族民间文化的兴衰，从根本上说维系于文化内部的文化传承机制。机制完好，富有强大艺术魅力的民间文化就会如同咬定青山的苍松，风吹雨打不损其强大的生命力。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山歌屡屡被禁，禁而不止，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在，政府部门大力提倡保护民歌，恢复歌节，大多数人却哑然失声了，原因在于民歌的生存语境及其在民众生活中的现实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民间文化传承的外在压制或者扶持始终是外因，如果缺乏了来自民族内部的文化自我保护意识的呼应，民族文化迟早会失传。反之，如果民族内部文化的传人具有强烈的文化维护和延续的要求，那么，政府机构的文化保护事业就会事半功倍，任何外力也阻隔不了民众日常生活同民间文化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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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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