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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俗史的角度看，“斩山为椁，穿石为藏”的大型山洞式陵墓都是帝王、诸侯王一级的墓葬。郡县级官吏和富豪乡绅要开凿如此工程浩繁的山洞墓，从当时的制度、社会地位来看都不允许。然而，“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民间之风必然是上行而下效。郡县以下至乡绅，根据自己不同的经济实力，借鉴山洞墓的经验，就近开采石料，烧制砖材，设计墓葬规模，仿照宅第形制，凿石刻画，构筑成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墓室，汉画像砖石、壁画墓于是应运而生，日渐泛化、演以成俗。
纵观汉代历史，经济状况的确制约着丧葬风俗的发展。汉代至文帝时代尤兴薄葬而不起山坟。迟至景帝时期，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国策大见成效，开始出现以梁孝王及其家族墓葬为代表的“斩山为椁，穿石为藏”的大型山洞墓群。到汉武帝时，武帝为自己修建的茂陵规模浩大，墓内随葬品也极奢华。于是，民间使用画像墓之风由景、武之间兴起。汉成帝修建昌陵时，动用士卒、民工数万人，陵址几易其地，大臣数谏而不止。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达官贵人、富商地主竞相仿效，致使厚葬之风弥漫整个社会。前后对比如此强烈，不言自明地证明了汉人厚葬之风以及豪华的墓室画像砖石、壁画装饰、与汉代经济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汉中后期国力衰落，画像装饰日渐减少；汉末动乱，民不聊生，厚葬与画像装饰退出历史舞台，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
其二，汉代厚葬习俗的观念性因素。除了经济条件的支撑，文化观念的催化是汉代厚葬习俗流行的重要因素。从精神的侧面看问题，厚葬习俗的形成有着坚实的传统延续因素和观念基础。风俗的流传有着极强的传承性和观念稳定性。汉代丧葬观念是华夏民族传统风俗的延续，主要表现为灵魂有知信念和对灵魂升天的追求。这一重要的内在观念因素，遇到了汉代推行的以孝治天下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的催化，极大地加剧了汉代厚葬习俗的风行。从当时人的认识讲，王充的《论衡》谈到“人死辄为鬼神而有知”的普遍观念。魂灵既然有知，那么，活人需要的，死人也枰。选官既然是以孝为标准，于是在墓葬中大埋随葬品，以供亡灵在阴间享用，也就成了孝顺的重要表征。随葬现象本是原始思维遗留，是丧葬风俗的历史延续。随着生产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本应逐步淡化。然而，汉代以孝治天下，实行“察举征辟”这样一种以推荐加任命方式选官的制度，只要孝顺聪慧，品行端正，就可以举孝廉，就能够获得做官的资格。这种注重孝道，把厚葬当作至孝表征的价值判断，强化和刺激了该风俗的普及，形成汉代的风俗特色。许多人对父母极尽厚葬之能事，以求得孝名。目的在于举孝廉，并进一步博得功名。凡此种种，互相作用，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了厚葬之风的持久兴盛。
中国人强烈的天国追求和灵魂升天的观念传统是形成厚葬习俗的又一观念基础。中国历史上素有黄帝骑龙升天的传说，《诗经·文王》中也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上帝）左右”的传说。随着濮阳西水坡45号原始墓葬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人天国追求和灵魂升天观念的久远历史。早在6000～7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用贝壳摆塑龙虎护送升仙图像的方式，实践着灵魂升天的神话。正因为有如此久远的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楚、汉诸多的墓葬帛画、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画像镜等文物上那个“骑龙升天”之类的常见母题。此类民俗事象的研究对于界定濮阳“中华第一龙”的民俗功用具有重要意义。在自远古至汉的民俗实践中，骑龙升天母题产生了许多衍生的形式，诸如骑鹿升天，白虎、朱雀、玄武、枭羊等祥瑞导引升天等等。而且，从汉画像中看，这种升天多与墓主人自己的灵魂升天有关。这是升天信仰的泛化，是升天神话具有民俗化普世意义的证明。
汉人表现黄帝升天、巡天的场景为：“（黄帝）驾象舆，六玄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虫蛇伏地，白云覆上。”真所谓前呼后拥，山摇地动。这种场景在南阳王庄画像石墓、徐州汉画馆藏画像石刻中都有生动的表现。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追求的天国排场的最高境界。
民间风俗对升天境界追求得如此强烈、如此广泛，有其坚实的传统哲学观念作基础。在古人的阴阳哲学观念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纳入阴阳五行哲学体系中，人当然也不例外。作为万物灵长之首，人是一个魂。
与魄（神与形）的结合体。当人在阳世气数竭尽、归回阴间时，形与神——魄与魂就要分离。《礼记·郊特牲》所谓：“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就是说魂的性质为“阳”，质性“清”，为“天气”，故能上升于天；魄的性质为“阴”，质性“浊”，为“地气”，故下归于地，这些都符合阴阳哲学的教义。《说文解字》说：“魄，阳神也”，“魂，阴神也”，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汉人风俗中，魂升天，魄归地便有了明显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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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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