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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田野搜集阶段。据我所知，在搜集《梅葛》的过程中，文本的某些部分在从彝语翻译为成汉语的过程往往遇到了许多难题。据调查对象杨慎所说，彝族歌手或毕摩甚至不时地用手比画、模仿，像演哑剧似地才能把原本的意思粗略地表达出来(比如，说到“鹿角”时，歌手不得不将手指放到头部的两侧做出“角”状)；有时在现场要由几个人一起合作，先逐字逐句由毕摩解释彝语的原意，再由懂彝语又懂汉语的翻译把意思译出来，然后再由精通汉语的同志或编辑把意思和内容按照汉语的诗歌形式写下来。可见，这个从彝语译成汉语的整个翻译过程是相当复杂繁琐的。何况当时也没有现在的记录条件和录音录像设备，所以做起来不仅很困难费事，有时在抄录过程也会有遗漏、误解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当时的搜集工作人员也尽其所能地去克服田野搜集本身会出现的种种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困难也是所有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一个部分，甚至在具备了电子搜集设备的新时期也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此外，在这种大规模的搜集活动中，众多参与者所具备的民族志田野作业的训练和水平也是最基本的因素。这些环节上出现的问题，都会阻碍搜集工作的“忠实性”。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正是凭藉着这些搜集者的辛苦劳动，才使这部份彝族传统和文化保留下来，尽管当时的田野搜集活动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第二及第三种改动，可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编辑部门和出版部门。首先，研究人员和编辑们把搜集上来的口传或书面材料，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编选。这些规则大体上包括：他们认为哪些有重要性，哪些有趣味性，哪些有可读性。故而，不得不要求整理出来的文本要让一般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这也是各地出版业的编辑部门都需要考虑的基本事项。但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角度来说，则当提倡保持文本的原初面貌。事实上，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在编辑、出版过程的某些阶段，第三种改动也受制于编辑过的文本最后要接受审查以符合一定的政治标准。比如，某些改动可能是为了剔除不健康的内容、迷信色彩、社会等级表现，以避免冒犯当地的少数民族或作品中涉及到的其他族群，而有损“民族团结”。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第一种出现在田野调查阶段的改动，比如某些原始素材没被采纳或在某种程度上被移换，就是为了符合第二或第三个即编辑、出版阶段的工作要求。无论怎样，这种搜集、整理过程与钟敬文教授强调的“全面搜集”、“忠实原作”是有某种距离和差别的。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编辑也保留了一些宝贵资料，这些资料是被当时一些更为“保守”的编辑所排斥而不予以采纳的。例如，《梅葛》中的一大部分内容是祭司“多西”(在其它彝区被称为“毕摩”)的经唱。这些经唱在当时完全有可能被认为带有迷信色彩而被删除。尽管在业已出版的《梅葛》译本中难于清晰地识别出这些经唱段落，但在当地文化圈内的读者却耳熟能详、心领神会。有关《梅葛》的文化语境和进一步的阐释，已经见诸于学术刊物(内部资料与公开出版物)中的相关研究文章。由此，可以认为像《梅葛》这样的彝族文本，尽管在搜集、整理、翻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错置和偏颇，但却也比较全面地保留了民俗学者所期望的材料的原本性。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类文本的出版，其目的在于更好地释读、翻译传统的彝文文本，使之能够走向更广泛的汉文读者，让那些对少数民族文化持积极认知态度的汉文读者能够在阅读活动中共享这些“精神食粮”。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这些用汉文出版的彝族文本在当地彝族社区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因为它们的阅读对象往往仅是那些在城镇学习环境中受过汉语教育的彝族年轻人(巴莫曲布嫫评论)。
下面我想谈谈有关传统文学作品或文本种类的分类问题。除了参照弗里和杭柯等学者的理论，本文也借鉴了鲍曼的相关学说(Bauman 1977)，即依据创作与传播中文本的特质和语境，上述的作品大都可归为以下几类：
“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Oral Text)”：顾名思义，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是指口头传承的民俗学事象，而非依凭书写(writing)。杭柯认为在民间文学范畴内，尤其像史诗这样的口头传承，主要来源于民间艺人和歌手，他们的脑子里有个“模式”可称为“大脑文本”(mental texts)，当他们表演、讲述或演唱时，这些“大脑文本”便成为他们组构故事的基础(如苏州评弹演员把它叫做“肚子里的脚本”或者“底本”)。自然，歌手们与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或纽带又使他们把要表现的内容更淋漓尽致、更丰富多彩地表达出来。口头文本既有保守性，又有流变性。不难想象，同一故事在不同的地方说唱表演时，会有不同的说法或出入，因而产生异文。《梅葛》中所呈现的歌谣、经唱、史诗片断大都来源于口头资料。事实上，“梅葛”一词原是一种地方歌调，流行于楚雄大姚和姚安一带。田野调查资料表明，“梅葛”本身也有多种曲调，或悲楚、忧伤、低沉，或婉转、抒情、明快。歌手(或多西/毕摩)往往在不同的语境中表演不同的梅葛曲调，比如有情歌、儿歌、风俗歌、丧葬歌、创世歌，等等。只是在以汉文整理、出版的《梅葛》中，才将不同的“梅葛”内容汇编到一起，虽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梅葛”这一地方口头传承，但与实际表演语境中的“梅葛”歌调是不同的，因为当地歌手往往不会在一时一地演唱不同的“梅葛”。
“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又称“与口传有关的文本(Oral-Connected Oral-Related Text)”。它们是指某一社区中那些跟口头传统有密切关联的书面文本，比如在楚雄流传的《赛玻嫫》即是其中一个典型个案，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彝族姑娘嫁给了蛇郎，而这个蛇郎原来是龙王的儿子(“姑娘与蛇郎”故事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中都有广泛流传)。“赛玻嫫”的故事不仅以口头方式流传在云南彝族中，而且还有用彝文诗体形式写定下来经籍本。这类文本(与毕摩可能熟知的口头版本一道)构成了活态的、以口头方式传达的表演。当毕摩在特定的仪式场合或节日里讲唱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文本可以帮助毕摩回忆故事，然后又生动地、活灵活现地唱述给观众们听。特殊的是，这种文本，除了毕摩自己以外没有其它人能读懂。《查姆》也属于这类“源于口头的文本”，即以文字书写记录，但以口头方式表演的彝书文本。
“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按照杭柯的定义(Honko 1998:36-41)，这类文本是由编辑者根据某一传统中的口传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进行汇编后创作出来的。通常所见的情形是，将若干文本中的组成部分或主题内容汇集在一起，经过编辑、加工和修改，以呈现这种传统的某些方面，常常带有民族性或国家主义取向。最好的例子不外是1835年出版的、由芬兰作家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 Lonnrot)搜集、整理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杭柯认为，这部作品并不是哪一位作者的创作，而是根据民族传统中大量的口头文本进行修改、加工、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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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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