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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西汉初期不仅设立虎圈，还有专人管理。《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载武帝亦建造“虎圈”以为乐：
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
汉武帝“虎圈”规模宏大，这个大“数十里”的“虎圈”当作豢养猛虎之用，《太平御览》卷第一百九十七引《汉宫殿疏》曰：
有彘园，有狮子园，武帝造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长二十步，西去长安十五里。
《汉书》卷六十八载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时“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汉书》卷八十九《龚遂传》亦载刘贺“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虽然在龚遂看来，刘贺此种奢靡放荡的生活是“所为悖道”，但从此处也能体会到汉代帝王追逐“弄彘斗虎”的刺激。在汉代不仅帝王以建造“虎圈”、“弄彘斗虎”为乐事，民间百姓亦效仿之，恒宽《盐铁论·散不足》载：
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
汉代从帝王到庶民的搏虎体现了汉代人对虎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是虎患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便与伤害，另一方面，人们在与虎搏斗的过程中逐渐由现实利益考量转变成基于游戏心理的游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汉代人“尚武”之风的盛行。除此之外，汉代人在搏虎中，带有一定的主体意识，人定胜虎是这一过程中突出要表现的主体。“人搏虎”题材的肖形印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辟恶御凶：突出虎纹的虎形肖形印
虎最大的生物性特征莫过于纹饰相错的虎皮，古人对虎皮、虎纹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神化过程的。汉代虎形肖形印中有一类虎形印的图形着重突出虎皮的纹饰，虎爪亦较为突出，而虎首作简化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类虎形肖形印所要突出的重点是在虎纹上。古人对这类虎形肖形印作如此处理，和其他类型的虎形肖形印有所区别是有其原因的。
虎作为百兽之君，以其勇猛辟恶著称，从先秦时期开始，行道多以虎皮为装饰，取其勇猛有威仪之意，《礼记·曲礼上》载先秦行军之时：
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前有士师，则载虎皮”成为了汉代人历史记忆中的一部分，司马相如《上林赋》云：“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汉代帝王出行时的前驱“皮轩车”即是以虎纹为标志，《宋史·舆服志》云：
皮轩车，汉前驱车也。冒以虎皮为轩，取《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之义，赤质，曲壁，上有柱，贯五轮相重，画虎文。
在汉代，虎皮与虎纹已经具备了某种政治性功能，虎的威仪与统治者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可知汉代肖像印突出刻画虎的虎纹，也是有其大的社会背景。从风俗角度来看，在汉代虎皮与虎纹也完全具备了趋吉避凶的功能与寓意。虎能够除恶鬼，辟不祥，其最主要的“法力”即是来源于虎皮与虎纹，王充《论衡·订鬼》：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
在汉代人看来，在门上画神荼、郁垒二神以及虎可以起到御凶的作用，作为民俗，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刀鬼名，可以息疠也。”明代《赤雅》云：“肉翅虎，出石抱山，晨伏宵出……身虎文，饰其皮以辟百鬼。”
汉代的人们不仅认为虎能“嗜食鬼魅”，还认为烧虎皮和水饮下能够辟恶，应劭《风俗通义》卷八云：
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抟挫锐，嗜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
我们认为，汉代突出虎纹的虎形肖形印的产生与辟恶御凶密不可分，辟恶御凶也成为这一类虎形肖形印的主要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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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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