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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的起源
作为某种文化的建制，“社会性别”始终难以摆脱男女生物性存在对它的重大影响。
“生育”，是两性差异的最大事实。女性因为经历了怀胎、分娩、哺育这一系列过程，而与婴儿建立了独特的人际关系：“他”曾经作为“她”生命的一部分而内在于“她”，经过分娩之后，“他”从她肉体中分离出来并作为异己的个体而存在着，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他”过去曾作为“她”肉体的一部分而存在过的事实。“母亲”的特殊经历，使得女性容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相连的事实，更多地认为，“自我”之外的他者并不完全是异己的存在——“他”或许曾与“自我”骨肉相连、血脉相通。与之相对，男性由于这一心理经验的缺失，则容易倾向于缺乏人与人彼此相连的观念，而去崇尚“自我”的完全孤立、“自我”与他者利益的冲突和彼此间绝对的差异。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女性拥有独特的经验，这使得她的精力不时被肉体以及与肉体密切相关的情感所牵引。对于无法摆脱的沉重肉身的深刻体悟，使得女性更加关注物质的、现实的、与生存相关的生活内容。而除了饮食、排泄、偶或的疾病，男性与女性相比获得了更大的肉体上的自由。
正是两性内在的上述差异，导致了他们建构自我的不同方式。南希·乔德罗(Nancy Chodorow)曾说：“自我基本的女性意识表现为与世界的联系，而自我基本的男性意识则是分离。”[3]
自从割断与母亲肉体相连的脐带，男性便更为彻底地割断了与种系相连的历史。这为其试图超越肉体的束缚、进行精神性自由的思考，寻求抽象自我价值的实现，建构公共领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体系提供了条件。其实，不唯男性，所有个体在“自我意识”凸显之时都将一切外在于“我”的存在视为异己的存在；正是为了在情感依恋中赢得坚强独立的自我意志，人类才踏上了仇视情感、拒绝情感、逃避情感的不归之路。文明的进程就是孤独的自我主体性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自我”不断凸显的巨树之巅才盛开了绚烂夺目的文明之花。人类文明所包括的“社会性别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来创造的，它是男性摆脱情感依恋、建构超我的表现。
既然男性更容易意识到自我的孤独是绝对的，自我与他者泾渭分明，那么男性的自我想象进入他人内部的能力就易受到限制。“与其他拥有大致相等权力的人共存是本质上不稳定的……对人们自身来说，自由与安全似乎需要统治他人”[4]。享有“孤独”体验的男性由于绝对孤立的处境而焦灼不安，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不断向外投射，从而形成了其侵略、竞争和征服的行为，以及对等级、权力、财富、女性的欲望。这诚如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所言：“所谓需要控制和统治别人，从心理学上讲，并不是一种权力感的功能，而是无权力感的功能。”[5]正是这种自我与他人绝然二元对立的思维作怪，才导致崇尚等级、支配和征服的“男性气质”。
四、“言说性别”——父权制维系的话语机制
这种崇尚个人、崇尚等级的价值观必然表现为对人类共生现象和融合关系的忽视，导致对“自然”“肉体”“情感”和“女性”的否定。古希腊戏剧中，俄狄浦斯王因弑父娶母的罪过而刺瞎双目，用苦行来为自己赎罪，这恰是厌恶感性生命的极致之表现。因为他发现，肉体会突然变成亵渎和玷污灵魂的累赘，因而他不惜戕害自己的肉体，来脱离肉体的束缚，超越这肮脏、污浊的感性生命。于是，“女性”逐渐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成为肉体、物质、自然、情感的象征；凡是追求超越于生活的人都必须摆脱女人，似乎唯此才能上升到尘世之上的神圣天堂，到达澄明的灵魂彼岸。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思想、精神或灵魂这些崇高的概念与父亲或男性因素相联系，而只有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最初与母亲共生以及人与人之间存在融合关系的事实。这种对“母亲”/“女性”/“肉体”的潜在的社会性仇视情感成为了“集体无意识”，在历史的变迁中、文化的实践中以性别歧视和性别压抑的方式表现出来，反映了人类心灵支离分裂的历史。
当我们再次审视“社会性别”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它恰是在男女两性建构自我的不同遭遇中、在人类二元对立思维结构中凸显出来的。它在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于文化的、观念的层次上宣扬了两性差异，是对“男优女劣”观念的强化与升华。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社会性别”(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话语绝非个人性别的本质属性；而是通过对自然差异的扬弃，转化了它的存在方式，并继续着男女两性曾经对立，并且永远对立存在的传说。难怪盖尔·卢宾(Gayle Rubin)说：“狭义的社会性别身份远不是自然差异的表达，而是对自然相似性的压抑。”[6]“社会性别”以对性别差异的承认为前提，是对差异的性别身份的进一步弘扬，它是从父权制逻辑中产生的“性别差异崇拜”的现代形式。
这样一来，现代意义上的“父权制”已经摆脱了前现代社会暴力血腥统治的不光彩面目，而是具备了“后极权主义”的表现艺术和统治策略。它不再是保证女性服从于男性的家族或社会性暴力机构，也不再是以法规面目出现的惩治女性的手段；它所真正关心的目标更多体现为对于女性的言说方式、支配、利用与臣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意义的“父权制”需要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保证了女性时刻成为谈论的兴奋焦点和话语载体，并总是处在被谈论、被承载的状态之中。
“社会性别”作为有关“性别差异崇拜”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父权制权力系统承递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在传播启蒙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指向中鼓动女性争取和追求个体的“独立”和“自由”。这一方面解放和发掘了优秀女性的生命潜力，一方面也因轻视女性天然和历史性形成的生理和情感结构在现实生活中的限制，而让现代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付出”中承受了更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社会性别”正是在不断言说过程中，帮助父权制成功地达成了目标——对于女性的支配与观照、鞭策与盘剥。因为“权力的主要效应之一，就在于某些身体、某些姿态、某些话语、某些欲望被确认和构成为个体”[7]。
既然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的“社会性别”对瓦解父权制事实起不到任何助益，反倒成为其得以维系的话语机制，那么他们这番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无论视“女性主义”为理论学派还是政治派别，它的存在都首先应是“消灭自我”，即破除“唯女性而女性”的话语方式，打破性别的壁垒，“从性的机器内部运作的话语中分离出来”[8]。其次，便是“启迪男性”，将男性同样视作需要理解、渴求觉悟的人类另一半，从而弥补传统社会中久已颓靡的“女性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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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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