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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处于不同生存环境中的民族，为了生存并生存得更好，无不以其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特有传统方式来顺应和利用客观的外部环境，天长日久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活习俗。
因而，各民族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习俗特质往往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对应关系。例如，藏族人多以焙烘的糌粑为主食，以酥油茶和青稞酒为主要饮料，就显然与其生存环境相对应。藏族人所居住的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由于海拔高，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空气稀薄而干燥。但是它纬度低，太阳辐射量大，日照时间长，有广阔的草原牧场，适宜放养牦牛、绵羊等大牲畜；在海拔略低的坡地和谷地，适宜种植青棵、小麦和豆类等旱地作物。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食物来源决定了藏族人不可能以大米和猪肉为主食。藏族的糌粑主要用青稞或豆类制成，将青稞或豆类烘烤或炒熟以后，再磨成细面，而不直接蒸煮，因为藏区气压偏低，食物直接蒸者不易熟透，而且烘烤的食物有利于保存和增加人体的热量。同样，藏族人所食的牛、羊肉不用于青炖红烧，而是擦上盐水风干，既便于储存，又便于食用，略加烧烤即可充饥。藏族人最爱喝的酥油茶和青稞酒都能在人体内产生很大的热量，有助于抵御高原的寒冷气候；另外藏区高原因干燥易使人嘴唇干裂，酥油茶不仅能使人生津解渴，又可以防止嘴唇干裂。正因为糌粑和酥油茶与藏族人的生存环境直接相关对应，所以它们在藏族生活习俗中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因子。
食俗是这样，衣俗何尝不如此。藏族牧民男女常年穿着无面羊皮长袍，肥腰、长袖、大襟，既有御寒的作用，又有散热的方便，正好适应牧区温差变化大的特点。白天太阳光充足，气温上升，很容易脱出一只臂膀，调节体温；夜间气候寒冷，则可和衣而眠或当被子盖。藏族的服装也是同青藏高原上的民族生存环境相对应的。我们不难想象假若把漂亮的傣族筒裙送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牧区妇女的手中她们会怎么样，即使她们很喜欢筒裙的美丽式样，她们也不可能把它作为日常服装穿上身，一则因为筒裙无法帮助人们抵御高原的烈风与寒冷，二则这种衣着形式对于成天奔走于崇山峻岭间的藏族妇女来说一定十分不方便，它不能象藏族肥大的皮袍，腰间系起大囊袋，随身带上许多东西，甚至还把婴儿放在里面。也许在藏族妇女的眼里，筒裙是不能与皮袍相媲美的，因为它与藏民的生存环境不相适应。
再从居住习俗来说，各民族也是从自己的生存环境出发来设计和构筑房屋的。蒙古包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是与蒙古族过去的游牧经济生活和草原上的环境气候相适应的。蒙古包由若干个细木杆编制的网状圆形围壁和伞状顶架，以及圆顶天窗组成，它具有在大风雪中阻力小，不积雪，不存水，易于拆折搬迁的特点，因而至今仍是蒙古草原上牧民放牧时的主要居室。云南西南一带傣族、布朗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的“干栏式”民居建筑，似乎还留有几分原始人巢居的余味，但这样并非这些民族泥古不化，而是热带雨林的生存环境使这些民族长期选择了这种民居样式：热带雨林气候炎热，高温多雨，林木遍山、竹林繁茂，是当地民族建造竹楼最易获取的材料；竹楼通风性能好，离开地面数尺，能有效地避免当地由于地气潮湿、蛇蝎较多、雨季多洪水等现象而造成的危害。
可以说，民族的衣食住行是与特定的民族生存环境相对应的，一定的民族生存环境铸造出了相应的民族生活习俗样式。但是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的是，生存环境与文化习俗不是单线而机械对应着的，一种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环境并非只能产生和衍化出一种生活文化样式。一方面民族生存的环境制约着民族生活文化样式；另一方面却又为民族生活文化样式提供了丰富多变的基础。同是生存环境之中交织着稻作生产的民族，其饮食文化却可以大不一样，汉族的粽子、八宝饭，傣族的脆烤米饼和竹筒米饭，维吾尔族的抓饭，等等，做法及味道都很不相同。同是生活在中原地带的汉民族（含以前的华夏族），在春秋战国之时，盛行“深衣式”服装，男女均穿上衣下裙；到了秦代，男人衣着多绕襟盘旋而下，腰带边沿织着装饰物，女服衣袖紧下，长裙飘逸；汉代时，男女身着短衣配披肩，冠巾束发，或穿窄袖领的拂地长衣，配下垂腰带，显得精悍而潇洒，女则襦裙合一，衬出窈窕、轻盈的体态；唐朝女服，则讲究袒胸、长裙、宽衣、窄袖，注重绚丽的色彩妩媚的式样。唐以后，由于民族的融合以及“胡服”对中原衣着的影响，汉民族的服饰更是姿态万千，花团锦簇，并不断更新变化，从宋朝时来自契丹的女子“吊垫服”到清朝后期的旗袍，晃若两个毫不相干的民族的穿着。这种在同一地域、同一民族而不同时代的服装流变也证明着民族生活样式的形成不只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因素，一种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民族生存环境却可以对应着千姿百态的生活文化习俗。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民族生活文化的样式尽管繁富多姿，日新月异，却不能不受到特定的民族生存环境无形的制约。北方的民族到了冬季就很难像南方民族那样追求轻盈飘逸，而南方民族则可常年穿裙，乃至跣足而行，但却无法象北方民族那样穿上华丽的皮袍。生活在高原雪域的藏族人得建盖墙壁厚突的“石楼式”房屋来抵御凛冽的寒风，而不能像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傣族那样，以木竹搭建成“干栏式”的民居建筑。可见，一方面民族生存的环境制约着民族生活文化样式；另一方面却又为民族生活文化样式提供了丰富多变的基础。
各民族对自身所处的各种环境，不光是被动地顺应，更有许多积极主动的因素。哪怕是文明程度较低，社会发展较后进的民族，他们的民族发展史都是一部顺应自然同时又在不断征服自然，改造生存环境的历史。居住在怒江和独龙江两岸的怒族、独龙族在山高涧深、河水湍急、危崖嶙峋、峭壁千仞的天险地段照样打破了交通的阻隔，找到了过渡的途径。他们独出心裁地制作了溜索、溜渡、竹桥、藤桥、独木桥、竹筏、槽船和天梯等交通工具。尽管与现代的交通工具相比显得原始，但毕竟是创造，是其聪明智慧的体现。一个民族无论它被高山大河阻隔在地球的哪一隅，无论它离现代的科学文明如何遥远，它的每一代成员都在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息地奋斗创造并不断地丰富本民族生活性文化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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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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